长篇小说的篇幅和容量，决定了它往往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学创作与成就之代表的特殊地位。譬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这些标志性的作品，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前十七年的一个具综合参考价值的归纳和总结。而新时期的开始，由于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待收拾旧山河从头越的特色，因而失去了连贯性的文学短期内很难产生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故此，体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创作的特征，代表那一阶段文学成就的只能是对生活的感悟、捕捉和表现更为灵敏迅捷的中短篇小说。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花园街五号》、《新星》、《古船》、《活动变人形》、《金牧场》、《浮躁》、《平凡的世界》、《洗澡》、《玫瑰门》等大批作品的涌现，长篇小说的影响渐渐超越已经成熟定型的中篇小说，以及开始转向追求灵巧精致的短篇小说。有了这样的基础，加上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大件”的指示给了众多创作者和组织者特殊的动力，80年代出现长篇小说“大生产”式的创作热潮，也就成为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90年代的长篇小说与80年代的长篇小说，固然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也就不乏某些相似、相近甚至相同的特点，如在《桥》、《绿色的太阳》这些90年代的“改革小说”中，可以明显看到《花园街五号》、《男人的风格》的影子；而《活动变人形》一改长篇小说表现大矛盾、描写大冲突以概括和反映某个时代社会缩影的“规则”，将平凡人生、家庭琐事、小矛盾、小冲突引进长篇小说的表现视域，对90年代长篇小说的影响，更是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但正如“江山代有才人出”、以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或雅或俗的名句所言，“变”是恒数，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变”的制约，都是在“变”之中得以进步（进化）和发展，受到主、客观世界双重影响的长篇小说，更是不能例外。跟80年代的长篇小说相比，90年代的长篇小说，由于创作者以及社会生活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因而，从内容到形式，从描述视点到表现层面，从题材选择到叙述方式……都有了极为明显的变化。其中，最具普遍性的，似乎是以下的几个方面： 从“泛政治化”到世俗化、故事化 当代中国由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一直是整个社会的中心话题，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路线是纲，纲举目张”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再到“革命、组织、斗争、思想、觉悟、原则……”一系列政治话语在社会生活中普遍运用，无不反映出社会生活与文化都极为明显的突现泛政治化的强烈色彩。这样，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表现习惯乃至遣词造句，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深刻而又全面的影响。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曾被喻作“阶级斗争风雨表”的文学，自然也就跳不出“泛政治化”的“围城”。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一是革命斗争故事，如《红岩》、《红日》、《红旗谱》、《小城春秋》、《野火春风斗古城》……二是社会政治运动的再现，如《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艳阳天》等，就十分明显地反映出文学自觉服从服务于政治的追求。 新时期开始的文学，作为政治反思的先行者，以揭露“红色恐怖”的罪恶，控诉政治高压，激发民众痛恨极左思潮为己任，因而，“政治”的色彩比“文革”及“文革”前的文学，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从《班主任》、《伤痕》等作品中感受到的政治热情无疑要远远强于艺术的品味和欣赏。 80年代的长篇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基础起步，“文革”前的样本及那个年代特有的社会政治热情，还有时代面临的迫切任务都决定了不可能超越“泛政治化”的创作定势。故此，从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芙蓉镇》、《将军吟》、《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到第二届获奖作品《沉重的翅膀》、《黄河东流去》，再到第三届获奖作品《平凡的世界》、《都市风流》、《第二个太阳》，以及虽然由于多种原因没有获取茅盾文学奖，但反映出那一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特色、创作追求和创作成就的《新星》、《古船》、《洗澡》、《金牧场》等，都不难看出80年代的长篇小说，由“政治”的视角切入，表现意识形态层面思考的创作追求。 如果说《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基本还是沿袭再现某一场社会政治运动的创作，《沉重的翅膀》表现了改革的艰难，与革命斗争故事异曲同工；那么到了《新星》、《古船》、《洗澡》、《金牧场》……则有了更大的发展。《新星》关于领导干部素质的描述，《古船》对某一段历史及由历史体现的“革命”和“革命”方式、手段、目的的反思，《洗澡》对政治运动正、负面效果的表现等，就“泛政治化”的创作而言，应该说都具有很大的拓展意义。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创作已经达到比较高的层面，就“政治”而言，已难以再深入揭示更尖锐更敏感的话题，也就不可能在同样层面的创作中有更大的超越。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90年代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审美趋向都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对于文学的理解，认识和要求自然而然发生嬗变。这一切必然会影响长篇小说的创作，其中，“泛政治化”的创作固然还在继续，但比较多的创作已经表现出向世俗化、故事化转变的明确追求。从90年代初的《米》（苏童）、《呼喊与细雨》（余华）、《废都》（贾平凹），到90年代中后期的《长恨歌》（王安忆）、《尘埃落定》（阿来）、《第二十幕》（周大新）、《红瓦》（曹文轩）……无不表现出这一点。 世俗化创作跟泛政治化创作的明显不同，就在于后者比较多地关注“政治”对人的制约与影响，描写的重心也比较多地放在或是揭示人在政治风浪中的起伏，或是反映政治运动的过程，也就是比较多的表现“政治人生”，《洗澡》、《古船》、《新星》都是如此；而前者则更多的描写跟“官场政治”有一定距离的世俗人生，像《米》叙述一个流浪难民由米店老板的女婿到黑社会头目，再到黑社会追杀对象的经历，《长恨歌》表现了一个平凡的女性从40年代末以来长达数十年的情感追求的多重坎坷与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