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自由谈》上读到王勇的《于光远先生可能是一种疏忽》，的确高兴。我是个喜欢看到文坛、论坛热闹的人，我喜欢自由讨论。一个问题总有许多个侧面，在讨论中把各方面的问题提出来，道理就会弄得更清楚。同时有人给你提一些问题，不正是使自己能够改正或加强自己原先的观点，进一步讲清楚自己的观点的机会吗？ 首先，我得引王勇为自己的同志，他把在作协这个组织中的柯云路，同在共产党这个组织中的腐败分子相比，那就说明我们的基本观点完全一致了。共产党里的腐败分子要清除，而且正在清除，作家协会中柯云路也应该清除。王勇同志的这个认识，也正完全是我的认识。 至于王勇同志在同我商榷时提出的论据：——一个“要求入党”的人，不应该向党提出要求说“等你们共产党把腐败分子都清除了我再加入”——那就需要作一番分析了。我认为，一个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除了其他方面的考虑外，也会去看中国共产党的现状，看看这个党里有没有许多腐败分子。他们不会不看，恐怕也不应该不看这一点。而且不应该只看这一点，还要看这个党是不是下决心去清除腐败分子，还要看这个决心下得大不大。如果不看这些就加入共产党，这个人的入党要求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而且有入党动机是否纯的嫌疑。 当然王勇的这个意见是完全对的，不应该提出要求“等你们共产党把腐败分子都清除了我再加入”。因为这样提出问题未免太幼稚了。这么大的一个共产党怎么能做到把所有腐败分子都清除了呢？王勇不是在说腐败分子有的还没有暴露吗？而且腐败分子不只是现有的那些，还会不断产生新腐败的分子，原有的腐败分子清除了、或者改好了，而新的腐败分子又产生出来了。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等所有腐败分子都清除的那个时候。至于作家协会中像柯云路这样的人——他用他的书让很多人相信了胡万林，导致他们不正常的死亡。这样的人我知道的只有柯云路一个，因此在这一点上是与共产党内腐败分子的情况不能同日而语的。 至于王勇同志说到本质与非本质、主流与非主流、一个人和一个组织、一种社会现象和整个社会发展趋势的关系问题，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对于一个要求入党者来说，应该怎样掌握和运用呢？是否意味一个要求入党的人，认定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就不必去看党内是否有许多腐败分子呢？当然也可以设想要求他们这样来想问题，即不管共产党内有多少腐败分子，非腐败者在全党中总占居大多数，党的本质，党的主流总是好的，就坚决要求入党。如果这个要求入党的人，真的掌握党的全面状况，对党的历史和现状有深刻的了解，而且深信自己加入党之后可以战胜党内的那些腐败力量，而自己不被某种环境所腐化，也不会在反腐败中失败。这样的人入党、成为党内的先进分子这当然太好了。但是我不会劝一般的青年都那样去做，我不能要求他们在没有入党之前就有这么大的能耐。他们在头脑中多想一些，多考虑一下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我本人已经过了八十四岁，入党也已经六十多年，应该称作一个老党员了。我要求入党时，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复杂斗争，可是我并不知道，我更没有听说党内有现在说的那种腐败分子。那时入党是要随时准备坐牢和被杀头的。贪财的人不会到共产党里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情况不一样了。现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王勇说的那些情况，而且我相信我知道的情况比起王勇知道的一定多得多，而且我认为现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腐败不只是贪污受贿，而且还有政治上、思想上的腐败。中国共产党里相信这个功、那个功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而这也是腐败现象的一个部分。我该怎么办？我并没有退出中国共产党。如果我退出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就少了一个我这样坚决反腐败的人，我不会做这种不负责任的事。那么我喜欢不喜欢看到这种现象呢？当然不喜欢。今年“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我在广州《随笔》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老话不能不说，新话也不能不说》。文中我说，“五四”八十年了，尽管我国有不小的进步，但是陈独秀说要请进德、赛两先生，两位先生一位也没有在我们国土上落户，而且受到冷落和漠视。在八十年前还没有今天这样伪科学如此猖獗的景象。考虑到我的年龄，今天我没有信心在我有生之年看到民主和科学居统治地位的辉煌。现在我只能和同志们一起尽力去推进社会进步，能够推进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能够起多大的作用就起多大的作用。我现在已经不再有当初参加共产党时那样的天真和幼稚了。对于王勇说的本质与非本质、主流与非主流、一个人与一个组织、一种社会现象和整个社会发展趋势的关系，现在我的认识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有许多具体的内容。 那么在加入作家协会的问题上我是否因为“疏忽”忘记了这些“老生常谈”呢？我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呢？ 我现在的工作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研究社会主义理论问题、党的历史问题和现实政治、经济、文化问题。这叫做“不在其位、仍谋其政”。这是一种“职业病”或“习惯势力”。能够起多大的作用在此不计。近年来，提出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和写了一本1978年党的中央工作会议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四十一天等就属于这一类的工作。二是对地区和企业作一点研究，讲一点道理、出一点主意。这一年中到外地和在北京开会，大都属于这样的工作。三是为了自己消遣，我写些散文随笔主要属于这第三部分。我本来是学数学自然科学的，没有文采，不会写诗，也不会写小说。如果说只要不是诗就是散文，我就只会写这种广义的散文。这几年开始弄点多少带点文学味道的散文，萌发了我争取当一名“二十一世纪文坛新秀”的念头，并且刻了一方图章。我这么做带有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性质。我的确想往文坛里挤，也想为自己脸上贴金。我想“文坛新秀”不能自封，如能加入作家协会当然很好，我不能参加作协的理由我的文章中所说的是我的真实情绪。但是我不只是不能参加，而且写起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确如王勇所说是一种“借题引伸”，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柯云路这样的人的憎恶。我看到柯云路假借作家的身份行骗，因此就特别不能容忍他玷污作家的称号，于是写了这样一篇其实说不上文章的文章。由于我不是作协的会员，我面临的只有一个自己是否要求参加的问题。有人说你何不加入了作协，在作协内部反对柯云路？当然我也可以那样去考虑，但是我实在有点怕累，参加作协就会增加我一些活动，实在太累了。而且我愿不愿加入的问题是我自己可以作得了主的事，至于能否让我加入，那就不是我可以作主的了。作为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老资格会员的柯云路，他可以反对我参加，作为一个会员他有这个资格。作家协会虽然是一个社会团体，但不是一般的群众团体，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作家组织。能否入会要在政治、思想、创作等各方面符合条件。他们吸收一个会员还是很严格的。我是否通得过，那就不是我自己所能决定的。我充其量只是一个文坛新兵，我不想在作协中发生多大作用，因此我也不想争取到作协内部去反对柯云路。我觉得，我在会外反映科学界和社会上许多人对柯云路的不满，写这样一篇文章是可以采取的一种方式。我就这么做了。我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不是一个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哲学的人，于是就“多事”了一下。我多事，事就来了。现在来的事都是好事，都是我喜爱的事，将来会不会发生使我不高兴的事，那就难说了。我想不至于会那样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