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日邀请全国各地文学研究方面的知名学者六十余人，商讨怎样在新世纪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中国文学研究事业的大计。会议的代表们围绕着一系列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一、迎接全球化的冲击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的全球化，使所有非西方文化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在全球化的冲击面前，我们应取一个怎样的姿态，这是与会代表们极为关注的课题。代表们提出，我们寻求与西方对话，而不是对抗。要对话，就要寻求共同的话题，不同的声音。有共同的话题，才能引起对话，有不同的声音，才能引导对话的深入。共同的话题，指的是共同的智慧水平上和人类共同关注点上的对话，而不同的声音指的是立足于不同的文化资源和不同的审美经验，发挥不同的独创性。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化是相辅相成的。通过文化的国际交流，我们可以学习很多的东西，但同时，也应在与西方对话中发展自我，并将我们文化中的精华向国外介绍。 有代表提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要加强中华民族自身的人文建设，而中国的传统文学作品在这方面大有作为。我们要开掘这个巨大的精神宝库，尽可能多地汲取其人文资源来重新建构当代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提升我们的文化品位。 二、拓展文化与学术视野 有代表在发言中提出，应树立中国文学研究的国际文化意识。“中国文学”是在整个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具有世界性意义，因此，要把中国文学研究这个大题目做到世界上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学的发展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文化交流也是双向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有很大影响，同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学也有影响。如中国文化对俄国的托尔斯泰，对德国的歌德，对法国的伏尔泰的思想和创作，都有影响。到了近现代，中国文学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的关注，许多国外学者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这种中国文学对国外的影响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应该成为我们的关注对象。 还有代表提到了一个过去常被忽视，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即“域外汉文化”领域。历史上，汉文化曾给予周边地区和国家以很大影响，形成了汉文化圈。这个文化圈除中国以外，主要还包括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等国家和地区。在二十世纪以前，汉文化圈主要写汉字，也出现了大量的汉文作品。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将极大地扩大我们的视野。 三、突破学科界限以实现研究的深入 跨学科是这次会上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很多学者都对此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实际上，这次会议将文学理论、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研究者聚在一起，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学科间的碰撞。在会议中，有从事文学理论工作的代表提出，对于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不能等待文学史研究者的工作，必须由理论研究者亲自动手。对此，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代表则回应道，文学史家对于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也不能坐等文学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必须由文学史家亲自动手。研究理论的人走向文学现状和文学史研究，而从事文学现状和文学史研究的人走向理论，这是一个互动的，不断趋近的过程。新世纪的文学研究呼唤这两类研究者携手共进。这是文学研究的大势，也是新世纪文学研究能够取得进展的关键。具体说来，要做到文献学与文艺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传统研究方法与现代研究方法尽可能地结合；同时，学者在研究工作中也应当努力做到文学与历史、哲学和其它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门类的贯通，中学与西学的贯通，古与今的贯通。 四、文学史的重写与再重写 一位正在从事文学史写作的代表提出，过去，在研究和写作中有一种非常急的心态，在新世纪到来之际，要做一个学术的战略调整。具体做法是，目前不一定急忙搞大而无当的文学史，不妨从专题研究入手。但同时，也要有一些较长远的目标。例如，可先研究汉族文学，再扩展到国内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港台文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建立大中华文学。对前辈的学术成果进行再反思，直面当代人生，追问当代文化的问题。有代表以近年来文学史写作的实例，说明一个道理，当我们展望新世纪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时，不应忽略本世纪末的一些突出的研究成果以及从中透露出来的研究动向。 未来的文学史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写作模式，这是代表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有代表提出，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文学史，按照各种不同的学术资源写各种不同的文学史。另有代表则赞成写多种多样的文学史，不排除既有集体写的，也有个人写的。 五、古典、民间与现代 与会代表们围绕着近年来倍受关注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话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他们在发言中讨论了“失语症”的命题，提出要在适应现代语境的同时对古代的经验进行现代性的还原。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促进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它也使中国文学思想固有的内在丰富性被忽视。面对这种情况，单纯地倒退到古代去，并不是出路，只能运用古代文学理论资源，吸收国外文学思想的营养，建立适应现代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实际的文学理论。 一些研究民间文学的代表还围绕着“民间”与“现代”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六、学术制度与学科建设 与会代表围绕着学术制度方面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代表对学术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表示深深的忧虑。他认为，文学学术的晚近变化，显示出两个较为显著的倾向。其一是，越来越强的文学学术相对自律性，使得学术远离政治和社会关注，转向个人小叙事和“内集团”（或“学术共同体”），因而与社会公众及其公共领域拉开了距离。其二是，文学学术生产的合理化或工具理性化。制度化、专业化、细密分工，知识的技术因素明显地压倒了其他因素，导致了技术主义、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流行，而具有“他性”的、另类的和反叛的话语便被这一合理化所排斥，进而形成了技术官僚式的学者在文学学术场内占据越来越显赫的权威位置。工具性的操作取代灵性的自由思想，专业化的分式使得局部知识生产的可通约性衰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