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先生曾将他这一代学人与他的学术前辈及后辈加以比较：“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来，我们的爷爷辈和叔叔辈重视的是这种主义和那种主义，我们重视的则是在各种主义背后的人。我们的弟弟辈和侄儿辈，则成了新的主义的输入者和提倡者，他们的文化视野更宽广了，但讲的又是这种学说和那种学说，……对于中国人的认识和感受，他们反而不如我们这一代人来得直接和亲切，至少暂时是如此。”（《王富仁自选集·我走过的路（自序）》，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页。）在对人的问题的执着追问与审视中，王富仁带着丰富的生命体悟与深切的现实人生关怀，走进他的研究天地，奉献出一系列充满智慧、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成果，闪烁着思想的光芒，不断地给当前有些沉闷、过于注重学理、有意无意忽略思想个性的学术界带来不可抗拒的冲击力。他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以下均简称《中》。1994年《鲁迅研究月刊》分11期连载，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 ）以其思考的深广与圆熟，在思想水准上甚至超过他的曾产生巨大学术影响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与汪晖的《反抗绝望》同为20世纪鲁迅研究领域中最富有思想深度与创意、并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经典。在这两部优秀的著作之间，《反抗绝望》对鲁迅精神的复杂性进行充满哲理思辨式的探讨，而在语言风格上显得略有些艰深与生涩，给普通读者阅读带来一定的障碍；《中》对鲁迅研究的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梳理与评述，语言风格平易流畅，用纯熟的语言传达出深厚的思考，正如王富仁自己所说的：“当一个评论家的语言概念至少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而具体的时候，他才能够准确地掂量出它的分量并正确地使用它们，发挥出它们传达思想和感情的职能。”（见《中》第97页） 《中》给人印象很深的是高屋建瓴的气势与举重若轻的自信。鲁迅研究在长达80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显学，而对这门显学发展历史的探讨，无疑是踏入一座令人生畏的迷宫，研究者在汗牛充栋的研究材料面前，要么被它们淹没以致迷失自我，要么驾驭它们凸现出研究主体的个性。王富仁凭借他对人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辩证理解，即文化由人创造，又制约、影响着人的各项活动（参见王富仁的《文化与文艺》，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4页），从文化心理这一独特视角观照鲁迅研究者进行鲁迅研究所依据的文化立足点，探索出不同的鲁迅观背后的不同组合方式的文化心理，这好比由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进一步探索出隐藏于水面之下的冰山主体部分，从而更通彻地了解整个冰山和浮出水面的部分。由于王富仁找到了文化心理这一他所擅长的切入点，故他在一大堆迷宫式的研究材料面前，丝毫不怵，具有“一览众山小”的气概，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从而使他的创造力轻松自由地释放出来。 首先，作者的创意在于根据在特定时期各个具体分散的鲁迅观所赖以产生的相近、相类似的文化心理，综合出不同的鲁迅研究派别：奠基期的对立批评、青年浪漫派、社会——人生派；形成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学派（包括青年理论派、务实派、实践的政治革命家、精神启蒙派）、人生——艺术派、英美派；毛泽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务实派、国家政治派、业务派；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派、业务派、启蒙派、人生哲学派、先锋派、英美派。这些不同派别的概括，从纵横两方面简明扼要、立体式地建构出鲁迅研究史。 书中以文化心理为立足点，对各派的鲁迅研究给予宽容的理解和有力的评价。如针对奠基期以成仿吾为代表的青年浪漫派的鲁迅观，作者认为成仿吾等人对鲁迅小说误评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能理解、体会鲁迅所描绘的艺术世界，“他们没有感受到传统思想的压力并且也不想去感受了，他们没有陷入社会人生的旋涡并且也不必陷入了，因而鲁迅作品所描写的那个世界对他们是陌生的，他们只能用某些文艺理论的标准（如再现的与表现的，典型的与普遍的等等）对鲁迅小说的外观外貌进行衡量，从而失去了在鲁迅研究中做出有实质意义的结论的可能。”（见《中》第12页）在理解的基础上，作者没有苛责成仿吾，“因而我们不能把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视为他对鲁迅的攻击。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不是有意攻击便认为他对鲁迅作品的研究做出了什么贡献。”（见《中》第13页） 再如对形成期的英美派的鲁迅观的分析评价，过去学术界习惯于从政治立场上、将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视作自觉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御用文人来简单地否定他们的鲁迅观，而王富仁认为英美派是以从西方学来的文化理论和自己当时自足封闭的学院式的人生态度来认识鲁迅及其作品的，难免有理解、沟通的障碍，所以他对苏雪林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中出现的迄今为止对鲁迅施行的最激烈、最全面的攻击也持宽容理解的态度，并大胆地肯定其观点具有一定的客观存在价值，“她的这些观点也正是不少同类知识分子的观点，不过她更真诚些、更不顾及自己宽容中庸的道德外表，因而她把同类知识分子的看法公开发表了出来，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很多需要解决的有价值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对鲁迅研究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见《中》第76页） 在我们的印象中，毛泽东时代的鲁迅研究收效甚微，充斥着对流行政治口号的诠释和对同行的异己的政治批判。而王富仁细心地发现当时业务派的存在，并揭开蒙在他们身上的流行话语的外衣，肯定他们对鲁迅及其价值的曲折阐释和认识，并大度地认为所有这些人的所有著作都应视为学术派的鲁迅研究，因为“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在当时流行的话语的压力下生存并发展的，这一点连鲁迅本人也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重要的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在自己时代所作的严肃、有价值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的有效性程度如何。”（见《中》第1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