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作家张平应邀来宁签名售书，南京大学博士生蒋小波受我刊委托，与张平作了一次访谈，下面是张平与蒋小波的对话。 蒋：纵览您的几部长篇小说《法撼汾西》、《天网》、《抉择》，以及最近的《十面埋伏》，政法题材一直是您始终关注的主题。这究竟是出于何种因素？ 张：其实我还有别的几部长篇，并不是这类题材，只是这几部影响较大吧。由于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法律，法律也从没有这样深入、全面地进入国人的生活，所以每个写作者，只要他面向现实就必然会涉及到“政法”题材。 为什么一直关注这类主题，我想这首先与我的生活阅历有关。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基层，当过农民，干过工人，做过教师；拉过犁，推过磨，掏过煤，挑过大粪，为最起码的生存条件，终年奔波并经历过无数坎坷和挫折，所以我更关心现实生活中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 其次，选择这样的题材，更是因为生活本身就充满了这样的题材，因为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法制社会，正在进入市场经济，我们的国家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思想和灵魂深处的变革，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天翻地覆、前所未有的变化，常常让人感到瞠目结舌，无所适从。这也正好给作家艺术家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极为丰富的创作素材。一个作家、艺术家，他一旦面对现实，一旦要艺术化地再现生活，同时不回避生活中的深刻矛盾，并且能固守一个作家、艺术家的良知，那他的作品就必然会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 蒋：您的作品揭露了许多社会阴暗面，必然会触及到社会上某些利益集团的痛处，而您的作品尤其是前期的作品又具有很强的纪实性，请问您的写作有没有受到干扰？有没有心理障碍？ 张：这是必然的。我在写《法撼汾西》和《天网》时，曾多次问过在任的县委书记刘郁瑞，我这么写了，他们会不会对号入座？找咱们的麻烦？刘郁瑞说要是他们敢对号入座，我就把他们的老底子一个一个的都兜出来，哪一个判它十年二十年都绰绰有余！然而事实偏偏相反，刘郁瑞的县委书记刚一被免了，他们立刻就“组织”了241 名乡县级以上干部把这两本书告到了地委、省委、中宣部、中组部。而后又集结了八名原告，把我和出版社一起送上了北京丰台法庭。试举一例，我曾在书中写了六个干部子弟在自己父母的办公室里共强奸轮奸妇女八九次。在法庭上有一个原告居然振振有词地质问：“我的儿子只强奸轮奸了二三次，你怎么就说八九次！纯粹是对我一家人的诬蔑……” 《法撼汾西》和《天网》，一场官司整整打了两年。拍摄电影《天网》时，由于恐吓电话太多，当时作为全国人代常委的谢铁骊导演，竟只得请太原市公安局派警察在拍摄现场进行保护；拍摄电视剧《抉择》时，曾拍过《孔繁森》的导演陈国星，竟然在很长时间里找不到一家愿意接收他们进行实地拍摄的工厂。对这些要说没有心理障碍，那肯定是假话。但我这个人爱冲动，一冲动起来，就什么都忘了。有所得就有所失，要想让老百姓爱看，那就得说真话，动真格的。 蒋：您的作品在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的同时，又处处透着一股“邪不压正”的浩然之气，请问您是怎样处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矛盾的？ 张：前年，我在老家遇到一个当了十几年民办教师的小学同学。他当时直言不讳地问我，你们这些当作家的是怎么了？居然没完没了地讨论作家需要不需要有理想、有良知，文学创作需要不需要有责任感、使命感？他说他觉得这简直就像在讨论学生该不该学习，农民该不该种地一样荒诞。他有些气愤地说，你们这些作家都应该到下面来走走。看看那些在煤窑、铁矿里的像狗一样的打工仔；看看那些在最原始的车间作坊里每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从来没有星期天的农家妹；看看那些得了癌症只吃去痛片，一辈子没住过一天医院的你们常说的“父老乡亲”……即使不住下来，就是坐一次老百姓才坐得起、塞在车厢里连腰也弯不下来的硬座火车也行，挤一次我们乡下人屡屡被劫被抢的长途客车也行。只需一次就够了，只需一次就会明白当一个作家该不该讲良心，该不该讲责任。 他的话对我触动很大。这么多年来，对许多搞创作的人来讲，一提到理想、使命，便认为是“极左”的一套，宁可媚雅，也绝不媚俗，这同“文革”时期的“宁左勿右”异曲同工，如出一辙。在“极左”的年代里，当真正需要艺术的时候，我们的文坛却几乎异口同声地一直在大谈政治功能第一；而在今天，当我们的社会真正需要关注政治、关注社会、关注理想、关注社会效益的时候，我们的作家却又几乎异口同声地只谈艺术！究竟是社会出问题了，还是我们出问题了？ 我之所以写了《天网》、《抉择》、《十面埋伏》这样的作品，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思想，那就是力图在作品中义无反顾、大张旗鼓地支持我们国家领导阶层中的健康力量和改革力量；力图在我的作品中毅然决然、坚定不移地张扬来自民间的正义精神和勇敢本色；要为他们大声呼吁，奋力呐喊。我们绝不应该让那些脑满肠肥的蛀虫们高枕无忧，而让那些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了百姓的生存和利益，哪怕身陷雷区也死而无悔的先行者们一个个无声无息地倒下去。 20年的改革，我们为属于我们自己的优秀人物讴歌得太少了。令人悲愤的是，面对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恶势力，我们的社会更多的只是认同和屈从。麻木的“看客”越来越多，默不作声、无动于衷反倒成为一种风度和时尚。 我不能保持沉默，即使我的声音再微弱，即使我的声音换来的是更多的嘲笑和蔑视，我也绝不在乎。如果在作品中能始终保持这样的一种立场，那么你揭示的矛盾即使再深刻、再尖锐、再重大，也绝不会让人感到无助和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