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最近，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您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引起了学术界与读书界的关注。您能谈谈这套书的出版经过吗？ 答：这套书的规模较大，共分“新文艺小说卷”（上、下册）、“通俗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戏剧卷”、“评论卷”、“史料卷”7卷8册（已出版前6卷），共约540万字。从1992年底开始策划，到1998年底正式出版，历时六载，实属不易。手抚这厚重的一本本书卷，我确有如释重负之感。这要感谢书系的两位顾问王元化、严家炎先生，他们不仅对这套书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更始终如一地关怀我的思想与学术的成长。还要感谢我的两位合作者，“大系”的副主编封世辉、黄万华先生：万华是沦陷区文学研究最早的耕耘者之一，这套书凝聚了他的许多研究成果；世辉则是编选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他的认真、细心、严格与严谨，对提高“大系”的质量可以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有的编选者——范智红、吴晓东、朱伟华、孔庆东、叶彤、谢茂松，自然是功不可没，尽管都是我的学生，但我仍要向他们表示谢意。当然，我更要向广西教育出版社的几位领导——江淳、李人凡、唐永亮、赵汝明先生，以及夏日炎等责任编辑致敬，因为他们是在我们为“大系”的出版四面碰壁、几乎绝望的时候，毅然伸出援助之手的——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这套书显然不可能得奖，却要有巨额的投入，出版的动因只能来自对学术发展的一片热忱。因此，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专家、北京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长张泉先生说，《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是“本世纪出版界和学术界联手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完成的最后一项宏大工程”，这是说出了真实的。 问：作为主编，你提出编选《沦陷区文学大系》这一学术课题的最初动因是什么？ 答：学术界的朋友可能知道，我在80年代曾与黄子平、陈平原二位友人一起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进入90年代以后，我在完成了《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1991年2月）、 《丰富的痛苦——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92年8月）以后， 又把研究的重心转向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上来。我当时面临一个“从哪里切入”的研究方向的选择，于是注意到了40年代文学的研究：在我看来，在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中，它居于“五四新文学（文化）”与“共和国文学（文化）”这两大板块的交替、转折的时期；我设想，如果从中间突破，就可以带动两头的研究，或者说，拎起40年代，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就活了。而当时，大多数研究者的兴趣还集中在五四时期与30年代文学的研究。我因此判定，40年代文学是一个有较大的研究潜力与前景的研究领域；于是决定追随在已经默默耕耘十数年的开拓者之后，带领我的学生一起加入这支“垦荒队”。——我预期，从原始资料的发掘开始训练，再进行作家作品的筛选，文学现象的梳理、归纳，以至理论的分析、概括，让学生参与这样的研究工作的全过程，这可能是引导他们“进入学术”的一个较好的途径。也就是说，我是出于学术发展的前景与培养学术人才（研究生）的需要两个方面的考虑， 而在90年代初开始40年代文学的研究的。而我具体选择编选《沦陷区文学大系》这个课题，则是对40年代文学研究现状进行了一番调查与分析的结果。我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解放区、国统区文学的研究，并已整理出版了《延安文艺丛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重庆出版社，1989年）等大型资料集。无论是原始资料的搜寻、整理，还是研究的深广度，沦陷区文学研究都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而且自有其特殊的难度——而这恰恰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在进入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具体操作时，我一方面在《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组织了研究专号与专栏，以集中反映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图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以编选《沦陷区文学大系》作为研究的起点与突破口，我当时对这一课题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对沦陷区文学原始资料进行一次全面的搜寻与梳理；二是以高质量的“导言”的形式，对沦陷区文学的主要方面——文学思潮的演变，各文体发展的轨迹，代表性作家（含批评家），作品的文学成就与贡献，以及沦陷区文学的总体特征与文学史地位……，作一次系统的分析，希望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整个沦陷区文学的研究有一个新的推动与开拓；三是在这一过程中，为沦陷区文学与40年代文学研究训练一支队伍。现在，这套《沦陷区文学大系》终于出版了，我所预期的三个目标也已大体实现，这是我特别感到欣慰的。 问：您刚才谈到，沦陷区文学研究有其特殊的难度，能不能作一点具体的说明与发挥？ 答：这大概有两个方面。首先是资料发掘的困难。正如张泉教授在他的关于这套“大系”的评论文章《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料建设的圆满终结》一文中所说，长期以来，整个沦陷区的文学与文化是“被打入另册”的；“抗战胜利以后，这一时空中的一代写作者大多在文坛上销声匿迹，有关文献或被销毁或被封存，就连仅仅显示馆藏状况的题名目录类工具书，也将沦陷区排斥在外”，可以说，“《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就是在连最基本的报刊名录都没有的情况下，从一步步发掘、整理原始资料起步的。可见其工作量之大”与难度之大。正因为如此，这套“大系”在现代文学史料学上的意义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不仅发掘了一批重要的作家、作品，而且第一次整理了1268条沦陷区文学大事记，钩沉了466个文学（文化）社团、611位作家的基本情况，编写了1200种杂志与报纸副刊介绍，1648种书目与简介，并特别编入了台湾日据时期的资料，有关日文的报刊和日人参与的社团资料。如此大规模的覆盖面广的资料发掘与整理，正如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的研究员、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专家徐逎翔先生所说，是“第一次全面地向世人展示了沦陷区文学的真实面貌”，从而为沦陷区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问：听了您的说明，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沦陷区文学与文化会长期被打入“另册”？ 答：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沦陷区文学是在异族侵略者统治下的文学，这样的特殊性决定了对沦陷区文学的评价与评价标准，一直存在着分歧与争论。有一种观点，认为沦陷区文学除了少量反映人民抗日爱国情绪的作品，在本质上没有跳出“汉奸文学”的大框架，因此没有什么历史意义，更没有研究的价值，被打入另册是理所当然的。这种观点，不仅囿于文学和“抗战”有关与无关这样一种题材决定论，更隐含着一个观念：在异族统治下，作家（知识分子）只有辍笔沉默这唯一的选择，只要动了笔，开了口，就在“客观上”起到了粉饰太平、帮助侵略者的作用。这种观点，看来振振有辞，究其实却颇类似于中国历史上道学家们的高论，即所谓女子遇到了强暴，便死掉，“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否则即是“失节”，这都是五四时期为鲁迅所痛斥过的（参看《我之节烈观》）。如果历史真的像这种“透底”的逻辑所要求的那样发展，那沦陷区就真的成了“无声的中国”，沦陷区的文学也就变成了一片“空白”，而这恰恰是妄图灭绝中国民族语言与文化的侵略者所期待的：这正是鲁迅所说的，“左”到了“底”，就变成了“右”（参看《透底》）。历史当然不会这样发展。只要有人，有人的精神要求，就会有文学，就会有人说话，发出这样那样的声音，沦陷区也不例外。只是沦陷区作家所面临的言说环境与生存境遇更为严酷：在异族侵略者的铁蹄下，既不准他们说自己想说而又应该说的话，特别是“爱国抗日”的话语；又要强制说（不准不说）自己不想说、也不应该说的话，于“言”与“不言”两个方面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奉当局之命”说话的“汉奸文学”确实有，理所当然地被历史所淘汰，自然也不会入选“大系”；反抗禁令，大胆直言，表达爱国抗日的民族情绪的，当然弥足珍贵，在“大系”里得到充分的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两方面的作家作品都是少数。对大多数作家而言，能够顶住压力，不说（或基本上不说）当局强迫他们必须说的，就已经很不容易；但他们还要努力寻找自己想说、而又能够说的话，选择与探索在这种特殊境遇下自己的言说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言语的挣扎，自我生命的挣扎中，沦陷区作家顽强地抗御着异族入侵者的“文化同化”，维系着民族语言与文学的存在与发展，艰难地进行着精神火炬的传递，沦陷区文学正是作为“战争废墟上的精神存在”而获得自己的独特价值的。我们在考察与评价沦陷区文学时，必须对处于这一特殊时段、特殊地域里的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的真实的生存境遇与文学境遇、图景有一个深切的了解与体察，凭着“想当然”的、而又是不容质疑的先验结论去任作评判，至少是隔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