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1999）05—0100—05 陈映真是一个有良心的人。 他无意只在混沌的人生炼狱里，按照自己的意愿挖穿一个并不规则的孔洞，让人们透过它来看渗入陈映真理解的纷繁世界；他也无意走出社会迷谷，面对自然唱一首木然的生命之歌。他行走并且奋斗在这个人头攒动的社会里，怀着永不骗人的良知，希望和这社会达到相当的契合；关键是，他永远不对自己以及所处的世界丧失信念。 于是，小说，成了他沟通人生与社会的链索。 一 陈映真的父亲在陈映真“初出远门作客”的那一年，头一次来看他，并对他平静地说下了这样的话：“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注：陈映真：《鞭子和提灯——〈知识人的偏执〉自序》。）陈映真把这三个“不容易”的“据以为人、据以处事”的标准当做了他“一生的勉励”，同时，也当做了他写作必须恪守的圭臬。他把“上帝”释析为“真理”和“爱”，实际上，是从父亲传授给他的庄严的宗教精神里，抽绎出了最真诚最博大因而也是最完善最美好的人生准则。他以充满宗教意味的献身精神苛刻地约束自己、要求自己，但同时，也以充满宗教意味的同情与爱，关照着现实苦斗的芸芸众生，因此，在由茫然的情绪感知而向深刻的理性思索潜移默化地渐转渐变的行程里，抑郁的跋涉带给他以厚重的人生品味，并终于有一天让他恍然顿悟——那场生活的变故无疑会对这顿悟产生巨大的推动、催化作用。 于是，爱心成了陈映真永恒的生命意义及其所有社会追求的真正底蕴，他开始并且逐渐习惯于以爱做标准判别一切是非善恶。他不能容忍，或者无视任何对于爱的轻蔑、背叛，甚至践踏。正因如此，陈映真是入世的，他怀有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生使命感；他写小说的目的，不是做愚公，不是做绅士，更不是想通过愚公或绅士的身份与名望逆取抑或顺取什么政治资本，最后变成达官，他是想重新建立正常的人生秩序乃至社会秩序。 小说是这样写的，一个刚刚在五天前赶来台北谋生的艰难的三口之家，孩子病重咳血，懦弱、贫寒、举目无亲的谋生者，虽然争取自食其力、奉公守法，但却无辜地被罚了60元钱，这一切，都是让人同情的最好张本。在骄横的警察面前，百姓是弱小的，何况是刚刚从农村来到都市的愚讷的百姓，何况是只能靠起早贪黑的劳作支撑低廉的生活水准的百姓，何况是这百姓又有一个令人心酸的遭遇！这种不幸人生存在被陈映真发现，是偶然的，但其实却是必然。以陈映真所接受的20余年系统规范的基督教化，也就是他所说的那种“始终生动、有生命的信仰生活”（注：陈映真：《一面严重歪扭的镜子——〈曲扭的镜子〉自序》。），以他当时那种由于家道中落而燃起的关于命运与前途的灰黯情绪，关于人际友爱的渴望，以及他那种本能的对于生活重压的反抗，似乎没有理由不水到渠成走上《面摊》式同情弱者的创作轨道。陈映真在后来化名许南村这样剖析自己：“一九五八年，他的养父去世，家道遽尔中落。这个中落的悲哀，在他易感的青少年时代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种由沦落而来的灰黯的记忆，以及因之而来的挫折、败北和困辱的情绪，是他早期作品中那种苍白惨淡的色调的一个主要根源。”（注：陈映真：《试论陈映真——〈第一件差事〉〈将军族〉自序》。） 他非但不掩饰自己走上文坛之前的那种灰黯情绪，而且实在把这情绪看得太重了。他最终也没能意识到那情绪至多只不过是引发他开始笔墨生涯的导火索。他的胸中块垒难释，并且不停地、日甚一日地撞击着他，显然，行诸笔端、倾于纸上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所以，陈映真把自己变做是“市镇小知识分子的作家”，“处于一种中间的地位”（注：陈映真：《试论陈映真——〈第一件差事〉〈将军族〉自序》。）当景气好、出路多的时候很容易向上爬升，成为既得利益者；而当景气阻滞、出路少的时候便不得不向下沦落，于是，“升”则“意气昂扬，神彩飞舞”，“落”则“沮丧悲愤和傍徨”（注：陈映真：《试论陈映真——〈第一件差事〉〈将军族〉自序》。），这其实只是说出了问题的一面。陈映真的创作，乃至任何一位作家的创作，之所以能够产生与众不同的风格与追求，其实绝不仅仅是他们被动反映社会的结果，作家自身素质的差异，作家内在条件的不同，无疑是形成作家创作特性的关键因素。陈映真亦是如此。 因为爱的人生信仰而强化了入世的思想，又因为入世思想的确立而激起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陈映真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三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正因为如此，陈映真关注社会人生，关注并且切身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用他全部的热情，用他全部的爱，他宁可去做偏执得只能去背十字架的耶稣，也不去做一个平庸的信徒。也许他并没有拯世济民的雄心，但是他却无一刻不在作着拯世济民的尝试。 二 处女作《面摊》发表的时候，陈映真只有22岁，当时正在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读书，可谓未出茅庐，涉世不深。他凭着天才与良心，在如梗在喉不吐不快的情况下，站出来，说自己想说的话，在激愤不平的情绪的鼓荡驱使下，把满腔的激情倾泄而出，较多的，也许只能是不假思索的情绪的真实流露，至于说里面有着如何深奥的理念思考，那不免有些牵强。然而，可贵的是，陈映真以一个善良作家的直感，居然与社会分析学家们对于20世纪台湾社会的理性认识达到了相当程度的默契，揭示了台湾社会日益变化着的经济、政治结构，以及台湾人（包括本省人与大陆人）复杂多变、错综交织的生活风貌、生命意识。可以说，正是这一点，确立了陈映真在台湾文坛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在陈氏小说创作中，除了一个良好的富于人道意味的开端之外，陈映真还走过了一条顿挫迷离的追寻之路。在大多数评论者看来，陈映真的创作道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从1959～1965年；（2）从1966～1975年；（3）从1975年至现在。他们认为， 陈氏第一个时期的创作“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是“超越现实”（注：《台湾新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86年版。），而第二阶段的创作则以“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实现了他的回归，第三阶段乃是在广阔深刻地反映台湾社会生活的前提下，迈进了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这样的观点看似井然有序，实际上，却无疑割裂了陈映真小说创作的内在延续与发展，显得既生硬又武断。其实，迄今为止，陈映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文学创作所强调的“人道主义”的“伦理的”基础，陈映真始终没有放弃对文艺家应该是个思想家的——“具有人的体温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的人底思考”的强调，他是那样欣悦地称道“‘爱’、‘正义’、‘怜恤’是世界一切宗教至极浅显和直接的共同的理想主义”，主张“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温暖的人，是一个充满了人味的思索者，然后他才可能是一个拥抱一切人的良善与罪恶的文艺家”（注：陈映真：《现代主义的再开发》。）。与此同时，陈映真也是从来未曾脱离过现实，未曾对社会问题哪怕稍微地丧失过兴趣。他只是以自己的方式默默探求着，咀嚼着，坚忍不拔地包容消受暗夜迷路的困苦，真挚诚实地描述自己的人生感受，像一个苦行僧，尽管他所见未必是全部的现实苦难，但是他也并不吝啬给后来者提供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