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轩在《进入现代形态》一文中对流亡文学说过这样两段话：“正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生存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对比，使这批作家对原先的生活状态以及它的本质，有了清晰而透彻的认识。空间距离的拉大，非但没有使原先的生活在他们的视野或记忆中远去或消失，反而使那些生活向他们节节逼近，并且变得异常明朗，昭然若揭。空间的转换，使他们获得了新的审察视角和艺术视角。不同系统的文化和思想，强化和丰富了他们的艺术感受能力和思维质量。”“孤独使他们的目光和头脑皆变得冷静。它帮助他们去除了影响思维深度的浮躁和影响他们观察质量的迷乱。它使他们有可能在清静中进行冷峻的自我询问和反省。他们会发现，从前许多理解是浅显的，许多判断是愚蠢可笑的。当把种种与它们缠绕的关系解除，把种种功利性的目的忘却，而在寂寞中较为纯粹地进行思考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走向又一个思想和艺术的深度。”这话也适用于他的两部长篇力作《草房子》和《红瓦》。 文轩出身于江苏盐城农村，在那里读书、务农达20年之久。那里至今生活着他的亲人和众多的伙伴，那里留下了他童年、少年和青年的足迹。他和故乡有着无法割断的情感上的联系。1974年入北京大学读书，从此和这所高等学府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不懈耕耘。随着文学活动的展开，他到过我国许多大中城市，以客座教授身份，到日本讲学，出访香港和台湾。这样，当他调动自己的乡村记忆编织《草房子》和《红瓦》时，在时间和空间上已和那段记忆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现代都市生活和现代文化的熏染，使他获得了审视乡村生活的参照。于是这两部小说不再驻足于那些人物和事件表层的善恶是非，清除了当初卷入那种生活时的浮躁和迷乱，从而形成了必要的超越和非功利性的美学观赏，字里行间洋溢着超脱和旷达，洋溢着对故乡的温情和悲悯。 像福克纳写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写马贡多，莫言写高密东北乡，文轩也为我们虚构了一个油麻地。但《草房子》、《红瓦》的叙事，没有采用福克纳式的意识流手法，没有采用马尔克斯式的魔幻手法，没有采用莫言式的充满浪漫激情的渲染，而是用白描，用写实的手法铺叙出一个饶有兴味的小说世界。 油麻地的生活是贫困和单调的。不少人常常挨饿，一碗红烧肉、一盘猪头肉能让人两眼发亮，吃相不雅。一条皮带、一辆旧自行车在小学中成了人人羡慕的稀罕物。小学的文艺汇演、中学文艺宣传队和镇文艺宣传队的演出能吸引众多的观众，更不要说一个外地不起眼的马戏团的表演了，那是倾镇出动，场面壮观而又嘈杂混乱的。这贫困而单调的生活使人们千方百计寻求刺激。陆鹤的秃头成了孩子们注意的中心，桑桑在炎炎烈日下穿着大棉袄的表演、他和朱小鼓打架打成了两个“泥猴”，不但吸引了孩子，就连小学老师也禁不住观赏。人们的目光是狭隘的。中小学生为了出风头、为了谁能当班长而用尽心计。汪奇涵与王儒安、汤文甫与杜长明为了争夺芝麻大的官展开你死我活的较量。两性关系是人们感到神秘而兴味盎然的话题。小学生对纸月和桑桑搞恶作剧，中学生则制造林冰和陶卉、林冰和艾雯的风言风语。而一些成年人干脆付诸行动，进行公开的性游戏……。油麻地的生活是世俗的、庸常的。这样的题材在启蒙作家手中，会采取俯视的角度，居高临下进行批判；在新写实作家手中，会采取平视的角度，充分地认同；在歌颂工农兵的作家手中，会采取仰视角度，对这些世俗的、庸常的成份“视而不见”，大力发掘人物身上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文轩采取的是另一种路数，一种学者式的观照，一种纯然审美的把握。小说努力从这种凡俗状态中展示复杂的人生。 人生是一个千古之迷，是世世代代文学探求的永恒的主题。它就像温幼菊那无字的歌，你无法用明晰的话言去概括，去表述，却又实实在在，沉沉甸甸地融在人们的变幻莫测的命运之中。这两部小说都没有空泛的说教，没有抽象理念的预设，人生是用一个个琐细而庸常的故事传递给我们的。于是，我们读到了陆鹤因秃头而引发的妙趣横生的风波，桑桑、细马、杜小良与厄运的搏斗，纸月凄迷的身世，傅绝金屈辱与成长，乔枝与赵一亮的苦涩，林冰的情感波折，秦大奶奶和油麻地小学的矛盾与融合，蒋一轮与白雀的爱情悲剧，施乔纳难以言说的苦恼，温幼菊的生命体验，夏莲香和杨文富从相受到反目成仇，王儒安视油麻地中学为生命的坚守，汪奇涵的经过挫折走向淡泊与旷达，霍长仁的威严，秦启昌的风流与善良，刘汉林、谢百三、姚三船、马小清的不同道路，汤文甫与林长明的政治较量，丁黄氏和丁杨氏对“大床”的恋情，许一龙的狭隘与宽容，谷韦、甄秀庭、白麻子、杨文富的委琐……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人生百味图。 童年的桑桑、从少年到青年的林冰就生长在这乡土文化氛围中，成为人生的不自觉的探索者。他们对油麻地千姿百态的生活或旁观，或参与，用他们幼稚的心灵去体味，去感受，去咀嚼人生的滋味。没有经历挫折与苦难的人难于体察其中的奥秘。他的朦胧的感受正道出了人生的各种三味。这两部小说的美学价值突出地体现在这个方面。它是童年的歌、少年的诗、青年的音乐、成年的话剧。 二 白描的写实的手法和对美的追求构成了这两部小说的审美基调。从总体倾向上说，这两部小说是古典的、现实主义的。 如果说自启蒙运动至19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从总体上呈现出一幅由人类理性之光照亮的明晰的世界图景，这幅图景处处显示出规律性、必然性、目的论的话，那么，从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文学中这种理想主义之光正逐渐暗淡，代之以破碎和混乱，不可理解和荒诞。毫无疑问，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反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理性至上时有其巨大的功绩。但这一巨大的功绩又是以抛弃理性主义某些有价值的成份为代价的——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这些激进派在泼洗脚水时，把孩子也倒掉了。难道人类总要走这种非此即彼、二元截然对立的道路？人类为什么不能亦此亦彼、此彼相容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赞同文轩“永远的古典”的主张。 当然，经历了近一个半世纪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潮、文学思潮、话言学思潮和话语理论的冲击之后，现实主义小说不能也无法故步自封，回到巴尔扎克和列夫·托尔斯秦那里去是荒唐的。现实主义小说必须吸收近一个半世纪的思想文化成果，以发展丰富自身。《草房子》和《红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