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个时代都拥有铭刻着自己印记的一批“代表作”。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散文是贯穿一部古今文学史的最主要的文学体裁，在散文中，能够最清晰地探察时代的风貌，最准确地切按时代的脉搏。 当今散文的总体格局是多元而琐碎，繁茂而芜杂，贴近生活而缺乏超越，思路活泛而气魄不足。在这一总体格局中，梁衡的散文以其题材的大，气魄的雄，以及思考的远和开拓的深，越来越引起散文界的瞩目。本文试从探究梁衡散文的艺术风格出发，对当今散文的发展状态进行一次“切片观察”。 梁衡有一篇近作《跨越百年的美丽》（注：《英才》1994年第4 期。），写的是居里夫人，因为1998年是居里夫妇发现放射性元素镭 100周年。这篇文章打破以往科学家题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叙述俗套，重点从居里夫人的“美丽”下笔，写出“旧木棚里这点美丽的淡蓝色荧光，是用一个美丽女子的生命和信念换来的”。文章多次涉笔居里夫人对相貌和仪表的态度，写“为了不受漂亮的干扰，她故意把一头金发剪得很短”，写在巴黎求学时，“这个高额头，蓝眼睛，身材修长的异国女子，很快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写居里夫人在法国科学院的讲台上，“穿着一袭黑色长裙，白净端庄的脸庞显出坚定又略带淡泊的神情”，写居里夫人本来“完全可以换另外一个活法，她可以乘着年轻貌美如现代女孩吃青春饭那样，在钦羡和礼赞中活个轻松，活个痛快”，写“她从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一个端庄坚毅的女学者，变成科学教科书里的新名词‘放射线’，变成物理学的一个新计量单位‘居里’，变成一条条科学定理，她变成了科学史上一块永远的里程碑”。在这个基础上，文章升发到“大智之人，不耽于形，不逐于力，不持于技”的哲理层次，写出居里夫人这样的伟人，能够“自由地驾驭规律，而永葆一种理性的美丽”。 这篇佳作颇能代表梁衡现在的创作状态。他不回避写名人要事，不故作清高假装淡雅，他甚至有意去写名人要事，有意去挑战“雅人”们纷纷回避的重大题材。但他在写名人要事之时，一不是歌功颂德的“台阁体”，二不是义愤填膺的控诉会或者大批判，而是把名人首先当作普通人，写他们如何从普通人成为名人，写他们作为名人的普通之处和不普通之处。这样，文章就自然具有了超越具体对象的普遍人性意义，虽写一人一事，而可以引发读者对多人多事乃至自身命运的思考。即如《跨越百年的美丽》一篇，就可以使人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美丽，怎样长久地保持美丽，怎样对待美丽，什么样的女性是真正值得尊敬和爱戴的女性，什么样的人生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等问题。像这样的文章，在梁衡的笔下，有一个颇为可观的系列。他从周恩来写到列宁，从诸葛亮写到范仲淹，每一篇都既让人感到大气磅礴，又感到耳目一新。 梁衡为什么会有这样与众不同的创作追求呢？梁衡在《报刊需要好文章》中的几句话值得注意：“许多东西，看过就忘，记不住，有的也不必要记。”“读者是检验报刊质量的权威。 ”（注：《出版广角》1999年2期。）这几句普普通通的话，与梁衡一贯提倡的大散文思想是互为表里的。它使人油然联想到当今许多报刊的千篇一律和淡乎寡味，令人不禁深有感慨。 梁衡的散文，题材种类很多。既有“名山大川”，也有“人杰鬼雄”。梁衡最近的两本散文集，就是分别以这两个词组命名的。从名字中的“大”，“名”，“杰”，“雄”几个字眼上，就能够看出作者的追求大气的倾向。梁衡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也正是他的那些“大散文”。比如《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武侯祠：一千七百年的沉思》，《晋祠》，《壶口瀑布》等。在这些以“大人物”、“大景观”为书写对象的文章里，梁衡第一不是滥情地描绘什么“到处莺歌燕舞”的一派大好形势，第二不是故做“独醒”的标新立异，以大做翻案文章来哗众取宠。他就从人们所熟知的一些基本事实入手，把文章的重点放在挖掘人物的心灵，探究历史的沉浮，思考文化的变迁上。 梁衡曾在基层当记者，他自称“对我来说是新闻孕育了文学”，“我既把文章当艺术，就时时向往着一种新高度，就时时苦寻着通向这个高度的路。语不惊人死不休，篇无新意不出手。”（注：《只求新去处》自序：《仍然是投石问路》，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对于“新高度”的自觉追求，是梁衡散文始终能够保持高质量和大气魄的内在根源。所谓“新高度”，包括“新”和“高”两个重要元素。“新”，就要求不人云亦云，要求发人之所未发，既不追逐时髦，也不复制自我。“高”，则要求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从大处着眼，从宏观落笔，无论描写人物事件还是山川景物，皆应该具备辽阔的空间感和悠远的时间感。比如《武侯词：一千七百年的沉思》一篇，是写诸葛亮的，这个题材已经很难再写出什么新意和高度了。梁衡则第一是写出了历代帝王嫉妒武侯祠的香火之盛，从不许建祠，到下令废祠，再到君臣合庙，而人民却不顾统治者的禁令和诡计，从野外设祭，到以庙为祠，大门匾上明明大书“昭烈庙”几个字，可人民非要叫它“武侯祠”，从而写出了真正的历史是书写在人民心中的这一千秋真理。第二又指出了诸葛亮的意义并非体现在忠于谁，反对谁，而体现在他“是要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是在实践自己的做人规范，他在试着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蜀、魏、吴之争不过是这三种实验的一个载体。”这样，文章自然透出新意，显出高度，这完全得益于作者能够借助历史的长镜头来对人物和事件进行多侧面聚焦，因此这“一千七百年的沉思”才显得那般有分量，有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