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世纪更替之际，在华人文化圈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观：对金庸及其作品研究的再度升温。98年5月份， 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召开了“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学府，以及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地的学者与会。这意味着“金学”开始进入国际汉学界的较高层面的视野。98年，又有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协会颁授“当代文豪金龙奖”，金庸与巴金、冰心三人荣膺。大陆媒体更是热情高涨。《中华读书报》仅在98年底的两个月就有四五处内容涉及到金庸。而《文艺报》岁末一期的头版头条用大半版篇幅刊发了《金庸答问录》。另据《文汇报》报导，金庸已着手再次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这更进一步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所以说98文坛兴起“金庸热”，当非夸张。而99伊始，随电视剧《天龙八部》在十几个频道的轮番轰炸和金庸就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这一热浪显然仍在升温。 自本世纪20、30年代，武侠小说形成第一次热潮，迄今一热再热，其间虽因文学或非文学的缘故冷却数次，却也不绝如缕。而到了世纪的最后一两个年头，由于金庸的“侠缘”，不仅使读者群中的“侠情”再度高涨，而且渐入学术领地，并提出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理论问题。到此，当我们回首本世纪的中国文坛时，对“金庸热”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审视、剖析，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经典化，是耶非耶？ 严家炎年前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金庸作品造就了千千万万个“迷”，也带来了许许多多的“谜”。的确，金庸从50年代开始创作武侠小说，到现在将近半个世纪。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者保守一点说，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而金庸现象衍生的课题，已不仅仅是其作品对武侠小说这一通俗文学类型做出的贡献，而是涉及文学价值判断、文学思潮走势、社会审美心理等一系列领域。实际上，1994年“大师文库”的编选之所以聚讼纷纭，深层原因即在于这些领域中的牴牾与含混。 从传媒看，金庸作品的影响力是惊人的。有一篇文章言之凿凿地说，某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腿部摔伤之后，读金庸的小说，获得了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有的大学生失恋后，读金庸小说，恢复了对人生的信念。严家炎更是列举了大量的事例，说明金庸在海内外华文化圈的巨大影响。有些学者据此作出极高评价，如冯其庸就发表过这样的看法：“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他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他的作品，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注：《〈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序》，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但是，这与金庸的自我估价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差。金庸在1969年曾说：“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林以亮等的《金庸访问记》）30年后，在去年的那次国际研讨会闭幕式上金庸发表演讲，称自己写的小说“内容平凡，没有多大深刻意义，不值得劳动许多学者先生们来研讨。说到‘金学’，万万不敢当。”不过，传媒和评论界似乎把这当作了“伟大”的谦虚，所以调门反而越来越高。将金庸的作品经典化，便是最值得注意的动向。 可能是因为到了世纪末，一切都需要作个总结，大家都希望担起“盖棺论定”的重任，所以“经典”这个词这两年使用的频率非常高。仅以《中华读书报》为例，98年底的两个月内，“经典”一词出现就不下十次。金庸作品的“经典”化，正是这一浪潮里的一波。 这种“经典”化的努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的是“冠名”，如在“大师文库”中把金庸上榜，在《百年中国文学经典》里收入《射雕英雄传》等。有的是正面作论，如王荣文的《金庸研究的新起点》一文中说：“面对可能来临的波澜壮阔的金庸研究，如果拿《金庸作品集》与《水浒传》相比，我们不能不说金庸先生是位幸运的作家，因为他极有可能在他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作品‘经典化’的完成。”（注：《“金庸茶馆”系列丛书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又如《金庸研究论文索引》的编者丁进在谈到自己这项工作的意义时说，金庸作品的“思想的广度和深度，在艺术上的成功，已经超越了《红楼梦》而成为中国文学史的新经典。”等等。还有的意在论中，如冯其庸曾讲：“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我敢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注：《〈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序》，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既然“古往今来”、“登峰造极”云云，“经典”自属题中应有之义。 这就必然会引起怀疑的反弹。其实批评的调子早就有，如香港霍惊觉、许希哲等。台湾李敖在《“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武侠小说”，着镖》等文章中，更是断然否定了武侠小说的价值。而内地的反面意见有的也很激烈，如王彬彬在《红学·李学·金学》一文中讲：“说到底，金庸小说仍然是一种‘高级通俗小说’，仍然是一种‘高级文化快餐’，仍然深深打上商业文化的印迹。”又认为企图造就“金学”，是“日夜不分后的一种‘昏话’”。李国文则更为刻薄，称“推崇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册封“谁是经典，谁不是经典”，皆“属于嗜痂之癖”（注：《关于交椅之类》，《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1期。）。 不过，无论鼓吹者，还是反对者，大多只陈所见，而不肯深论其所以然。综合看来，前者的主要理由似有三条：一是水平高，包括艺术手法、思想观念及文化内涵诸方面。二是影响大，特别是雅俗共赏经久不衰。三是通俗文学达到如此水平，堪与文学史上的“经典”如《三国》、《水浒》媲美。后者的主要理由似也有三条：一是武侠小说毕竟难登大雅之堂。二是严格看来水平并不甚高，毛病反而不少。三是未经时间考验，恐成过眼烟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