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报告文学经过近80年的文化和历史沉淀，已于嬗变发展中走向成熟。到80年代中后期终于在我国形成了又一次报告文学创作高潮，其阵容之大、数量之巨、思想艺术成就之高均为历史所罕见。90年代以来，其锐劲虽较80年代有所减弱，甚至一度显得有些沉寂，但仍不时有佳作出现。其文本中呈现出来的生活与艺术视野都较前有所拓展。 评论家秦晋在对我国新时期报告文学作了宏观考察后，把新时期报告文学大致地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作品往往还局限于一人一事的写法，他称之为“描述型报告文学”，即在宏观把握和透视上，还没有大的开拓与深入；第二阶段是80年代中期至末期，他称之为“综合型报告文学”，即对社会性问题进行宏观把握、整体观照，采取全景透视和综合结构方式，将人与社会，历史与现实，描述与评论，研究与思考融为一体。尤其是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总体思考，对现状和过去的全面审视，对现实问题深刻而系统的剖析，呈现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艺术视角。第三阶段是90年代以后，一批新锐的报告文学作家在承袭与批判中，显示出文学的新观念与思维的新方式，他称之为“状态型报告文学”。其特点是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回归到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识的探求，从现象透视转为历史观察，从强化主体意识变为强调客观实在，从煽情激越改为冷峻平静的叙述，因而显得更为成熟。秦晋的以上概括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本文仅从文本的角度，对新时期以来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的报告文学作些考察，试图在与以往的比较中，对报告文学作者的文本意识进行粗略的概括与论述。 一、逼近理性的真实 报告文学必须坚持真实性的原则，严格地忠于历史、忠于事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也是其安身立命之所在。基希说：报告“必须显示出真实性——完全是真实的东西”（注：基希：“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论报告文学》，上海泥土出版社，1953年版。）。“真实”，既是由报告文学自身的价值取向决定的，也是它有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独特之处。唯其真实，才造就其优势，才造就其魅力，才赢得读者，才使其葆有永久的巨大创作活力。然而，如何使报告文学具有“全息真实”，即所谓人物的真实，事件的真实，过程的真实，细节的真实，现象的真实，本质的真实，则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 众所周知，建国之后的一段很长时间内，文学只能歌颂光明，不能揭露丑恶，只能把英雄人物写得光彩照人，把反面人物写得阴险狡诈，题材的狭窄，主题的浅陋，人物的干瘪，方法的单一以及公式化、概念化等，都是对真实的扭曲。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报告文学何谈真实！报告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必须直接地面对社会，立足现实，将自己对现实的观察、发现、思考和忧患的思虑情怀，诉诸笔端。这就要求报告文学家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民主、理性和科学的时代，自觉坚定地拿起“文学的解剖刀”，透视现实社会，不偏不倚，勇往直前，担当起历史的使命、时代的责任。 然而，任何“真实”又都是相对的。现实生活的纷繁复杂，真实往往被某些假象所遮蔽。现代社会大众传播的狂轰滥炸，又往往使人把旧闻当新闻，把劣闻当佳闻。因此，报告文学家首先要给自己一个科学的定位，用一种追求真理，摒除私欲的客观精神去探求真谛，不怕困苦，不怕风险，用自己的智慧、胆量和理性去驾驭真实。对现实中人物和事件的采访要进行全方位、多侧面、多层次的观照、分析和辨别，从而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穷根溯源，见微知著，剔除片面，舍弃偏见，务求客观，这确是一项既艰苦又极具挑战性的事业。卢跃刚说得好：“报告文学作家与小说不同的是，他必须直接面对社会写作。对此，他没有任何躲闪和回旋的余地。他必须剖开胸膛直面现实，否则，就别干这种行当。他需要信念，需要勇气，需要激情，需要经验，需要体力，需要坚韧，更需要由判断和把握所构成的理性。”（注：卢跃刚：“转型期报告文学的遐思”，《光明日报》， 1995年1月3日。） 报告文学不同于娱乐型艺术，后者并不需要透示生活的底蕴，只求满足由文本激起的情感本身。报告文学则以提示真实的历史感兴为己任。别林斯基说：“如果艺术作品只是为了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没有任何发自时代的主导思想的强有力的主观冲动……如果它不是提出问题或回答问题，那么，这样的作品就是僵死的东西。”（注：转引自刘海贵著：《当代新闻采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1页。）康德说：“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注：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63页。）形而上学，作为一个哲学范畴， 按照哲学上通常的理解，是指某种抽象的实在或普遍性的追求和探索，它超越日常经验之外。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从根本上说是对人及人类生存历史与现状的关注，这种关注不只限于特定人物、事件或命运，而是由这种特定人物、事件或命运引发出来的某种理性的探索与追求，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种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并不以抽象概念的方式直接出现，而是深深地隐匿在复杂的感性形象身后，在那些丰富杂陈的感性世界深层，总是蕴含着某种深刻的东西。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家企图凭借睿智和洞明去科学地追根溯源地直接逼近现实的本来面目，以探寻客观的理性的真实。孟晓云的《胡杨泪》、徐剑的《鸟瞰地球》、李鸣生的《中国863》、何建明的《落泪是金》等众多作品都显示了这方面的积极探索。它们向人们揭示的不仅仅是种种事实、事件的真相，更多的还是真相背后的深层次的民族、社会、文化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