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一批很有才华的先锋诗人如海子、戈麦等相继自杀的现象（我这里的先锋诗人所指范围包括朦胧诗、后朦胧诗、后新诗潮中的诗人），特别是1993年10月8 日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上以其惨烈的杀妻自缢的方式结束了两个年轻的生命，更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文坛上一石激起千层浪，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失衡现象的体现，有人认为这是先锋所固有的“死亡情结”的必然归宿，也有人认为这是他们“辉煌的”“最后创作”，是精神的最后一次飞扬……我认为以上种种看法虽然也触及到了这一现象的某些方面，有些甚至是重要方面，但由于缺乏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深广分析，其结论常予人以牵强之感。我这里想从文化语境的角度，在政治文化语境、文学文化语境和生存文化语境三个层面展开，谈谈对这一现象的看法，我认为它是诗人的生命境遇在以上三个文化层面处于深度尴尬状态的必然归宿。 尴尬之一：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交锋中的堂吉诃德 从政治文化语境来看，中国当代先锋诗人自进入80年代中期以来就以边缘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在与主流文化交锋中处于不利境地。他们像堂吉诃德一样耽于幻想，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与现实“大风车”作战，这注定了他们“活着是个疯子，死了是个智者”（《堂吉诃德》结尾语）的悲剧命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真正迎来现代化曙光的历史阶段，也正是在这个期间，文化的冲突、思想的互渗、观念的碰撞、价值的并行，构成了思想文化上空前未有的多元景观。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是以两大政治文化话语系统为轴心的——即以官方主导文化和民间大众文化为主体形成的主流文化话语与以扮演历史批判者角色的精英文化为主体的边缘话语。 在主流文化话语中，官方主导文化是表达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它是建立在国家权力的基础上的话语系统，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和强制性。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主导文化是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具有一定的宽容性的文化话语系统。大众文化是与商业功利相伴而生的一种文化。从文化类型来看，它是一种幻觉文化，因而具有非现实性、想象性、做作性的特征，它反映了人类审美心理中规避现实的一面。在中国古代这种文化虽然从来就没有停息过，但它却一直处于弱势文化的地位，从未铺展开来，更很少与主流文化话语沾上边（明代中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经济的繁荣也曾一度跃居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当代中国，自80年代以来由于推行市场化来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使大众文化第一次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开始时由港台文化充当上阵的急先锋，而后本土制作的影视、音像、文字作品便如洪水泄闸，汹涌而至，构成20世纪末中国空前的文化时尚。一时间，琼瑶、三毛、金庸、梁羽生席卷神州，《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流行于街头巷尾，《废都》《大气功师》被炒得轰轰烈烈……大众文化第一次有幸参与了主流文化话语的建构，得到了官方主导文化的认同。由于官方主导文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经济为模式而构筑的。大众文化又是按市场经济规律来运作的，因而它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休戚与共，密切契合。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话语系统。 作为边缘文化话语的精英文化（或知识分子文化）是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和道德追求的一种文化。它以站在每一个时代最前列的姿态，以不与现实同流合污的气概，以深刻的理性批判意识以及现实的批判者、民众的启蒙者和历史引导者的角色，与社会现实保持着必要的距离，因而它是最不入流、最尴尬的一种文化形态。一方面，它总想以自己的人文理想引导着主流文化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并不时地介入现实政治生活，甚至不惜充当御用文人的角色来实现自己的一点社会理想，但另一方面它的人格理想，它的现实批判者的角色注定了它很难真正介入主流社会生活之中，因而它们常常被挤出圈外，成了愤世嫉俗的看客。当代中国的精英文化正具有这一特点。自80年代以来，人文学者们曾满怀激情地预言历史新纪元的到来，那就是世代中国人所企盼的经济现代化及其导致的物质生活的空前富足与舒适。并斩钉截铁地宣布：中国的文化必然也实现现代化，其标志是融入世界文化主流。那时，各种各样的西方理论被走马灯似的宣讲与演练，似乎只要再努一把力，精英文化便会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当科技、经济和消费的现代化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出现时，他们所憧憬的“文化现代化”却以十分世俗的方式抢占了大部分精神阵地。面对着大众文化的汹涌来势，他们感到了一种严重的被抛弃感和愚弄感。他们原本打算用理性话语来影响甚至支配社会的图谋，被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以及商业巨子等“现代派”所取代。正义、价值、尊严、理性等美妙高雅的理想已日益被社会所淡忘。他们感到焦虑、压抑、躁动不安。同时，物质生活处境的窘迫以及知识分子内部的分裂也让他们感到惶惑。面对着下海不几年便腰缠万贯学者文人的富傲姿态，目睹着鳞次栉比的商店代替了高等学府的围墙，耳听着教师们做生意的吆喝声，他们日益感到生活处境的窘迫与惶惑，难道这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吗？ 在这两大文化话语中，中国当代先锋诗人当之无愧地充当着精英文化急先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一次交锋中他们向当时僵化的主流文化的冲击时表现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和义无反顾的果决，并得到了全社会的首肯，被冠以“崛起的诗群”，“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代表等尊崇的名号，在诗坛内外展开的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广泛的激烈的论争中，获得了广泛的称誉，并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时成为社会思想启蒙的警句名言，他们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但随着时代的推移，主流文化的变异，先锋诗人所面临的政治文化语境已不复存在，到第二次交锋时（8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就变成了大战风车的当代堂吉诃德，成了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多余人”。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下，人们追逐的是赤裸裸的金钱，是带有享乐主义特色的文化快餐，他们不再需要诗人了，甚至连正宗一点的小说家都不需要了，诗人顾城写道：“朋友说我有种堂吉诃德式的意念，老向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高喊前进。我想他是有道理的。”（注：顾城《光的灵魂在幻影中前进》，《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第3期。 ）其实不止顾城一人如此，几乎所有的先锋诗人都面临着这种尴尬。这种尴尬处境愈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愈趋激烈（因为他们正处在由政治型文化人向市场型文化人角色转换的阵痛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一部分偏激、敏感的先锋诗人在对生活意义的思索和追问中日益焦虑、压抑、躁动、狂想、郁郁寡欢，他们不能认同这种扼杀诗意的社会现实，痛苦中他们力图在诗歌里构筑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国，但愈是如此，他们就愈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发言权，像堂吉诃德一样，他们吃尽了苦头，受尽了嘲弄，当他们被看作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一群傻瓜时，他们对生活彻底失望了，渴望解脱的心灵冲动最终使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死亡之路，并认定这是抗拒现实政治的一剂良药，是生命的“最后一次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