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435 （1999）04—0072—07 “京派”是现代文学史中从具体的时间和人员上都很难明确界定的一个松散的流派。正是它的整体呈现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使之成为这些年文学社团流派研究的热点。确切地说，从社会学、纯文学的视角研究这个流派的成果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比如：最早吴福辉编选的《京派小说选》所撰写的长篇序言（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4期。）； 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的专章论述；许道明的专著《京派文学的世界》（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以及一批较高质量的研究京派文学批评观、散文、创作风格等方面的论文。这些成果对京派在文学史中价值、地位的充分肯定，尤其在群体文学创作个性方面的分析，有学术研究的开拓性，特别对于整体的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但是，我认为对任何文学群体的内涵和外延的价值判断，或者本体的深入认识，并不仅仅是社会政治和文学两极视点能够说透的，尤其对一个对象本身就较为复杂、研究又多有分歧的文学群体，还应该在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也可以在多维视角里切入对象本体，进一步考察其文学群体深层的文化意蕴。京派的研究无疑还有相当大的空白领域有待开垦。这里我们将“京派”纳入现代中国文学社群的文化整合的语境中，侧重它的文化生存时空的群体本源形态的考察。京派群体文化内涵与文学个性的关系以及文化语境里的京派文化价值取向，对其文学的价值的影响和群体的个性形成的意义，是我们试图对这个文学群体作出新的探索的基本目标。 “京派”的由来，许多研究者已经明显看到“地域”因素实际在这个群体并不占为主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某种文学口号，甚至有意识的结社成派的行为也没有。但是，文学史又确切可以清理出有这么一批作家群体的存在，一些当事人、文学史家也都有认定京派的文字。这就使我们要提出问题：群体名称的鲜明地域性与并未有多少实质性地域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无意识的聚合结社，却形成了实实在在的文学流派，其真正个性价值是什么？只有回归它生存的文化故里，才能还原其生存的原貌。 文化语境里的“京派”，既是文学运作过程的文学群体，又是文学群体的文化整合。我们必须在文化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中，探寻这个文学群体的文学特质、文化意蕴及其生存形态。我理解京派群体的文化现象，是以一系列的转换方式表现其文学社群的特征的：地域转换的虚实相间；观念转换的现代与传统的互补；生命形式转换的人生与艺术的同构。 京派：文化的原生态 “京派”地域转换中的生存时空：“虚”与“实”的原生态。京派缘起于晚清民初的梨园京剧、中国绘画流派，而在现代中国文坛叫响，是30年代初一场“京派与海派”之争的公案。这里先不作“公案”谁是谁非的价值判断，让我们从它生存形态的两个方面：自然生态和社会接受生态的具体表现内容入手。首先从本源的自然生态看，今天所谈论的京派文学社群，主要一脉相承于20年代中期滞留于北平的语丝社、新月社部分作家周作人、废名（冯文炳）、梁实秋、凌叔华、沈从文等；同期在北大、清华、燕京几个大学的部分师生朱光潜、李健吾、何其芳等；先后在《骆驼草》周刊（周作人主编，1934年创刊），《大公报·文艺》副刊（杨振声、沈从文主编，1933年在天津创刊）、《文学季刊》（郑振择、章靳以主编，1934年创刊）、《水星》文学月刊（巴金等编辑，1934年创刊）等报刊上经常发表作品的作家群。作为京派一分子的箫乾是这样概括的，他以1933年为界将其区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周作人为盟主，后期则以沈从文、林徽因的影响最大（注：《文汇报》1990 年5月1日。 ）。朱光潜后来回忆沈从文的文学活动时说：“他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这两个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号。”（注：《花城》1980年第5期。）京派的形成，就其客观的本源， 并不是传统自然生态的血缘衍生的地缘群体的生存形态，这与前面五四时期的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来自比较集中的江浙沿海地区不同，地域的概念对于京派群体主要是自然生态的“虚”化，异地文化圈的“实”体参照系，因为，上述格局的定位，从京派的原生态的自发群体而来。最初的群体形式没有丝毫过往地缘的乡情聚合，而是在相对隔绝的自由知识分子文化圈内，具体说校园文化中较为普遍的文人雅聚、学术交流的沙龙和俱乐部等聚会。比如，京派成为流派之前，1924年前后，闻一多家中时常举办的诗歌朗诵会：徐志摩、胡适等经常在松树胡同七号定期举行聚餐会的俱乐部；周作人的八道湾的“苦雨斋”以《骆驼草》的刊物作者为主的常常聚会的新老“骆驼同人”。这种小型的文学圈子，甚至到30年代中期，北京东总布胡同林徽因家的“客厅沙龙”；北大后门慈慧殿三号朱光潜家中按时聚合的“读书会”也未有间断过。京派正是在这样一种自然生态的文人聚会场所里孕育成流派的。确切地说，他们是一群都市的精魂，他们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状态、文化风貌及精神气质。这是超越群体人员自身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地域环境，在新的聚合地京城文化、校园文化、学者文化中所孕育的。因此，京派的生存形态在社会接受生态的内容，就推动了他的文化精神的传播和流派的约定俗成。尽管是以一种浅尝辄止的文坛论争引发的，但是，本质上表现了文化孕育过程中自然生态的必然走向，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群体化的文化状态充分展露的契机。这里让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京派与海派”之争的问题上。我认为，这场文坛之争凸起的京派，是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关的，北方的京派生存政治环境完全不同于南方的海派，文化语境区别较大。20年代末30年代初，现代中国革命形势由北向南转移，政治斗争的中心地上海，也是左翼文艺运动的策源地，这里充满浓重的政治火药味。从文化氛围说，现代中国商业化的都市上海，文化状态自然迥异于北方。所以，最初的两派的争论多有传统文人相轻的情绪，彼此互不相让。沈从文说“海派”作家“名士才情+商业竞卖”，是“文学的票友”和“白相人”，而“海派”指责“京派”作家“独揽风雅”、优美，不能实实在在反映普通人的生活。我认为，这场“京派与海派”之争中，是上海左翼作家的参与论争和鲁迅的撰文，促使了京派的群体社会接受生态的成熟，即京派的群体形态完成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京派的虚化的地域因素转换成了实体的两地作家的尖锐对立。左翼作家在论争中，强调了京派以纯文学的超然政治、现实之外的态度不合时宜。鲁迅从两地文人不同生活环境和内在的文化机制中，以冷静透视两派的劣处为主。“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者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注：鲁迅：《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显然，前者的政治标准，扩大了京派社会内涵的影响，而后者的文化地域的审视，凸现了京派文化的理性思考，这就使得本来自生滋长的群体，一下子具有了党派意识，有目标的要聚合起来排他，保持自己的群体，集团意识鲜明了。京派正是在一系列外来文化圈子对其劣处的披露中，增强了处在自身群体的个性特征的展示。诸如，批评京派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以及冒充风雅等等，多有嘲弄讽刺之状。自然京派论及海派也不乏过激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