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434（1999）05—0096—04 中国现代文学30年，某种意义上即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程。在世纪之交，回顾本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那个理应受到关注而事实上并未受到足够重视的文人群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编辑们。其成员组成、编辑策略、编辑素质与变动的主张，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 一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本世纪20年代，读书人以科举取仕的梦想早已被辗得粉碎。既然“百无一用是书生”，既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好梦不再，那么，该时期的读书人便迫切探寻一条新的人生道路，为理想也罢，为生活也罢。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坛，适应当时国情、民愿的需要，加之现代印刷工业技术的引进，各种报章杂志如雨后春笋般诞生。 据统计， 从1921年到1923年，全国出现大小文学社团40余个，出版文艺刊物50余种。其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全国的文学社团和文艺刊物增到100余个。 大量期刊、报纸的产生，为当时国内“出仕”之梦已破损的读书人提供了出路，大量的编辑由此产生。同时另一部分读书人远涉重洋，在欧风美雨的沐浴下生出许多新的理念与希望，回国后也投身于编辑行列。最令我们感喟的是其时各刊的主编，尤其是在现代文学史上各领风骚的诸刊主编，竟都是文坛上的大家巨子，这些文学豪杰的直接参与，为中国现代文学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 开启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尤其是1917年迁到北京以后，《新青年》更成为了推进新文化、提倡新文学运动的策源地。其主编陈独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风云人物，有理论、有修养、有个性。陈独秀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好的刊物应该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即民主）和赛先生（即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注：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正是这种大包大容而又自有主张的编辑策略使得《新青年》杂志成为了反封反帝的重镇。成立于1921年1月的文学研究会， 以经过改革的《小说月报》作为其会刊，主编为茅盾。《小说月报》的编辑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注：《文学研究会简章》，《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小说月报》团结了一大批有志青年，为现代文学史奉献了大批异文奇章。创造社1921年6 月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刊》、《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这批刊物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讲求文学的“全”与“美”，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灵感”，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他们同时又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注：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1926年4 月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开辟《诗镌》作为新月社的代表性刊物，宣称“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作一件认真事情做”，以探索新诗发展道路，从而使得新诗在艺术上臻于成熟。 30年代的文学期刊主要有蒋光慈的《拓荒者》，鲁迅、冯雪峰主编的《萌芽》月刊，鲁迅主编的《十字街头》，丁玲主编的《北斗》，姚蓬子、周起应主编的《文学月刊》，洪深、沈起予主编的《光明》半月刊等等，这些刊物推动着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的大潮奔涌；此外，当时还有王统照主编的《文学》，郑振铎、章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巴金、章靳以主编的《文学月刊》，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周作人、冯文炳、冯至等编辑的《骆驼草》，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沈从文、萧乾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卞之琳、沈从文、李健吾等主编的《水星》，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罗隆基等编辑的《新月》等等自由派报章杂志。 40年代由于战争的原因，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了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学分割并存的局面。文协的会刊是《抗战文艺》，在编辑策略上，它主张高昂的、向上的创作，倡导英雄主义，色彩鲜明而单纯。在编辑文章的文体上，它更趋于新闻性、纪实性作用。这种主张的实行，对正处于国难当头的中国人的精神振作与提升，其功自然可以想见。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国统区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了迷惶、沉郁、凝重的面貌，显示出自身无法把握命运的摇摆性。而此时的解放区，文学面貌却呈现出另一种品格。如《文艺战线》、《战地》、《诗建设》、《文艺突击》、《草叶》、《谷雨》、《文艺月刊》等等刊物都有共同的作品题材、主题的处理要求与特色，力求表现当时的新题材、新主题、新人物。以《人民文艺丛书》所收的177件作品为例，其中写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与军队生活的101部；描写农村土地改革、减租、 复仇清算等各类阶级斗争，以及反对迷信、文盲、不卫生、婚姻不自主等封建现象的，共41部；写工农业生产的16部；写陕北土地革命时期革命历史故事的7部； 其他的有12部。从这个题材分布可以看出解放区文学集中于写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劳动生产，现实性、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所表现出的题材的同向性与崭新的生活形态面貌，也是文学史上所独有的。 二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编辑群体，思想的开阔广度，理论触角的敏感度，都至为奇特，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凸现出了时代的独特风采，而这种风采的最突出者，就是他们海纳百川的思维容度与冀望于海外思潮以改铸本国文学的热忱努力。 现代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们通过翻译作品来介绍外国文艺思潮，向闭塞的中国文坛吹进了新鲜的现代气息。“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实际上构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最先兴起翻译热潮的杂志是《新青年》，从第1卷始， 它先后译刊了举世闻名的屠格涅夫、龚古尔、王尔德、契诃夫、易卜生等人的作品。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及刊行，迅速扭转了当时言情小说、黑幕小说占据文坛的不正常局面，给当时的中国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域外海风。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破天荒地出了一期《易卜生专号》，发表了《娜拉》、《国民公敌》等三篇以反专制、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为宗旨的剧作，这与五四精神正相吻合，影响非常广泛，一时间，许多学校纷纷上演。易卜生在当时中国引起了巨大波澜，青年人都如痴如狂地喜爱他，也几乎没有一个青年学子不谈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