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朱自清在《背影》自序中回顾“五四”以来现代散文的发展时说，这三、四年“确是绚烂极了”，“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事实上，不仅仅局限于散文，将之推及于一些“五四”作家，也是同样适用的，而“隐士”与“叛徒”一说，本来就出自文人的自况。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五四”新文学作家少有人不以旧思想旧文化的叛逆者自诩或相称，而他们所作的工作也印证了“五四”新文学作家可敬可佩的决心和勇气，印证了他们精神人格的巨大裂变、思想观念的重大转折。然而，将西方的“民主”、“科学”当作意识形态唯一圭臬的“五四”作家，却始终无法真正彻底摆脱中国传统的诱惑。文人精神、文人气质、文人风度潜移默化的承传，即使在“新纪元”的“五四”也不例外，“中国名士风”创作的存在，就是一桩足有说服力的案例。 一般而言，中国古典文学中名士派文学大多出自名士之手，比如明朝名士散文必定来自于那些“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的名士（注：参见周作人《〈杂拌儿〉跋》，《知堂序跋》第313页至314页，钟叔河编，岳麓书社1987年2月。）。这样， 朱自清所说的“中国名士风”的散文——也许不止是散文，似乎应是现代“名士”的产物。但是，“五四”这样的时代不可能也不允许产生明朝的那种“名士”，当然，“中国名士风”的“五四”散文也肯定不同于公安派文人的文章。尽管朱自清也赞同周作人有关“现代散文历史背景”的论述，认为“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旧来的散文学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但他同时又特别指出“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来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罢了”（注：朱自清：《〈背影〉序》，《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第378页，郁达夫编选，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年6月影印版。）。在朱自清看来， 连最能代表“中国名士风”散文的周作人的文章，也并非如周作人所说“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意思相差不远”（注：参见周作人《〈杂拌儿〉跋》，《知堂序跋》第313页至314页，钟叔河编，岳麓书社1987年2月。）。 这应该说是朱自清不可动摇的立论前提。因此，我们的理解是：“中国名士风”的文章只是较之“外国绅士风”保留了更多些的中国古代名士的“情趣”，“中国名士风”的作者，也仅仅只是比写“外国绅士风”文章的人士体现出了更明显一点的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气质、风度……本文姑且称为“名士气”。这样，我们就很自然地将朱自清的前提，当作了揭橥“五四”作家人格建构中别一层面的出发点。 一 中国千百年名士风流的佳话，就行为方式而论，不出乎放达和隐逸两种，名士们也大致分为两类：“狂”与“狷”。“五四”作家的“名士气”也不外乎“放达”与“隐逸”的范畴，这与周作人关于“叛徒”与“隐士”的说法有些类似。如果单纯考察文人的气质，且不作道德追究，那么可以这样认为：“五四”作家中周作人固然曾经“浮躁凌厉”过，但终究倾向于“隐逸”；而郁达夫即使早年多愁善感、中年陶醉于山水之乐，可“放达”的代表还是非他莫属。 狂飙突进的“五四”高潮时期，是“五四”作家最富有青春锐气的时光。传统文化模式的突破，思想文化的多元竞起，为新时代“进取”的“狂者”提供了“放达”的契机。以勇于“暴露自我”著称的郁达夫，用一本《沉沦》表明了他作为一个觉醒者“打破桎梏”的勇气。由于《沉沦》中大量性苦闷细节的渲染，有人指责它是“不道德的小说”，为此，周作人专门撰文辩诬。他认为《沉沦》属于“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化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周作人还“郑重的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而非一般人的读物。”（注：周作人：《沉沦》，《自己的园地》第59页，岳麓书社1987年7月。） 虽然周作人出于“不愿意人家凭了道德的名来批判文艺”的原因，从艺术的角度对《沉沦》中“猥亵”因素作了解释，但“猥亵”依旧是“猥亵”。郁达夫小说人物的消极颓废使郁达夫获得颓废作家的称号，这种将小说人物与作家本人挂号的做法，对于说明其他作家与作品的联系，也许过于勉强，但用于信奉“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注：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文集》第7卷第180页，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9月。）原则的郁达夫， 却并无不可。他是抽取了自己早年放荡不羁的颓唐经验和情感，来塑造他的小说人物的。早期作品里每一个主人公差不多都是郁达夫的自画像。《沉沦》之后，他在《茫茫夜》、《秋柳》等作品里对主人公眠花宿柳、酗酒纵情的情节描摹更是愈益精细，郁达夫的“放达”趋于极致。魏晋一些以怪诞著称的名士离不开药与酒，郁达夫的放浪形骸少不了酒与色。他以沉湎醇酒美色来表明他的愤世嫉俗，同时在沉湎酒色中寻求表现自我的途径。对于他个人“任意的喝酒，任意的游荡”（注：郁达夫：《〈鸡肋集〉题辞》，《郁达夫文集》第7卷第172页，花城三联版。）的“放达”，郁达夫在他的一些创作自述中从不讳言。而在稍后的《日记九种》里，他更是将世俗眼里的斑斑“劣迹”赤裸裸地加以袒露，这既是郁达夫“自叙传”理论的大胆实践，更是对传统道德的挑战和示威。在某种意义上，他对自己酗酒醉色私生活“荒唐”一面的津津乐道，和当年竹林名士刘伶裸身待客，有着相似的动机。1927年1 月的《村居日记》，写于与王映霞相识却尚无结果之时，其中充斥许多这样的记录：“打了一夜麻雀牌”（1月1日）；“又到酒馆去喝酒”（1月4日）；“喝了十几碗酒”（1月11日）；“酒还没有醒”（1月14日）；“去大世界听妓女唱戏”（1月21日）；“遇见一个中年的卖淫， 就上那里去坐到天明”（1月25日）；“和她去燕子窠吸鸦片”（1月26日）……从上述日记来看，短短一个月时间，郁达夫可谓无所不为。这种买醉买笑的荒唐生活，直至得到王映霞芳心允诺方才告一段落。作为一个“五四”作家，郁达夫具有反叛旧传统的现代个性意识，是确凿无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已彻底去除了精神世界里残余的传统士大夫的趣味。对于他小说中的病态性欲描写，一般人都以为是受“西方人道主义特别是卢梭‘回归自然’思想的影响”，加上日本“‘自我小说’中‘颂欲’思想与手法的影响”（注：参见钱理群等《中国文学三十年》第9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8月。），这固然有其道理。但是， 他的小说以及日记里无所不在的对陶醉于酒色的夸耀，却流露出他本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名士气”。在郁达夫大量的旧诗中，旧文人的意趣更为突出。如“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注：郁达夫：《旧友二三，相逢海上，席间偶谈时事，嗒然若失，为之衔杯不能饮者久之。或问昔年走马章台，痛饮狂歌意气今安在耶，因而有作》，《郁达夫诗全编》第147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12月。）之类的情调， 与其说是现代诗人的浪漫蒂克，不如说是古代名士的倜傥风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