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陷时期文学虽然比“五·四”新文学迟了十二年时间，但其所走过的道路却大体上是相同的，当然，其中也有不同之处。把它和“五·四”新文学做一些比较，会使我们从中看出一些新的问题。 继承不是单纯的承接 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光荣传统，从性质上看二者是相同的。那么，这之前的文学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在“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文学中有一些现象是值得思考与研究的。 一是，从1919年到1930年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为什么东北新文学没有很快地发展起来？当时，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开始兴起，如启明学会在《新民意报》办副刊《启明旬刊》、白杨社创办《白杨文坛》等；安怀音的文章《文学与时势》和《文学家与革命家》等文，都提倡了文学革命。这些，虽然对东北的新文学有一些影响和推动，但终因当时的文学形势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所以新文学革命还是中途夭折了。 二是，来东北宣传新文学革命的人不少，其中有党派到东北来做地下宣传工作的，如陈凝秋（塞克）、安怀音、李震赢、韩乐然、楚图南、冯至等；有到东北讲学的，如徐玉诺、穆木天等；还有来东北宣传文化工作的，如恽代英、萧楚女、叶圣陶等；有专门来东北办报的，如关向英到铁岭创办《铁岭日报》；甚至瞿秋白、胡适等人物也来过东北，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讲述新文学运动。这些对东北新文学革命不能没有影响，但都没有使东北新文学很快地走上正途。 三是，在这段时间里有些文学创作也出现新的文学成果。如赵鲜文的《昭陵红叶》（小说散文集）、宋树人的《樱花第一枝》（创作集）、凭汝的《风纹》（小说集）、张露薇的《情曲》（诗歌集）、周飘渺的《落寞之笑》（诗歌集）等。这些文学是否是新文学，是否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光荣传统？当然这些文学作品属于东北新文学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它们不但承接了“五·四”新文学，而且也确实改变了旧文学中那种文言和八股气。但是，我们却不能认为它们是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光荣传统，由于它们不仅脱胎于东北文化基础比较落后的现状，而且其本身的社会功能和导向人生的作用是比较缺乏的，所以没有真正成为人民所必需的。 而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发生与“五·四”新文学有着相同之处。“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时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而且人们尤其知识阶层的人们有着强烈的要求，他们从1918年就有了实际的创作。东北的新文学，初时除了一般的响应外，整个的文学界没有文学要革命的迫切感，因此创作出来的只不过是些应景的文章，只要看一看发表新文学作品较早和较好的《盛京时报》副刊上的一些文艺作品，就会知道它们的成色了。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学不甚关心，多数人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况且东北的文化层次本来就低，这样，对文学感兴趣的就不多了。可是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情形就绝然的不同了。不要说知识分子关注着文学，就连不识字的普通百姓对此也另眼相看。何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主要原因是人们切身感到文学是一种需要。在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的当时，东北的军队没有一兵一卒起来抵抗，而敢于站出来第一个进行抵抗的却是文学。在“九·一八”之夜我们的记者冒着敌人的炮火和枪声进行采访，记下了沈阳沦陷的真实情形，揭露了日军的罪恶。并把写好的稿件当即寄出，寄往关内邹韬奋办的《生活周刊》发表，接下去还有十几篇散文也登在这个刊物上。这样，首先是文学这种形式冲破了不抵抗主义的牢笼，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并改变了人们以往的印象，真正的成为了人民的文学。也就是说，文学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真正代表了人民同日寇进行斗争。 在关内《生活周刊》上发表的散文有《讣闻》（徒然著），是叙写沈阳沦陷的情景；《铁蹄下的吉林》（绿波著，即姜椿芳），是写吉林为什么沦陷得那么快。此外还有写日本强占东北土地的，在东北设赌场开烟馆的，伪满洲国内部你争我夺的，国联调查团来东北调查的，东北义勇军起来抗日的。杜重远的《别后》（收入《锦绣河山》）特别提到马占山领导东北人民进行的威名远扬的江桥之战。马占山原系国民政府任命的黑龙江省主席，在日军进犯之时，他通电全国，表示“大敌当前，国将不国，惟有淬砺所部，誓死力抗，一切牺牲，在所不惜。”宁可丢掉官职与人民一起同日军进行斗争。他的行为感染了许多人。四川万县一位苦力工人，每月工资只有两元钱，但他每月拿出一元资助马占山抗日。这表明东北的抗日斗争已经超越了东北的界限，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 如果说《生活周刊》因发表了东北的文学作品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重视的话，那么，东北的报刊发表反日的作品更引起了东北三千万人民的欢欣。在伪国务院办的《大同报》上，中共地下党员创办了《夜哨》副刊，发表的作品大都具有进步倾向。作品中有反映日军占领齐齐哈尔时的全城人民的逃难（《山沟杂记》），有描写机关车在哈尔滨市的街道上横冲直撞压死城市居民的情景（《臭雾中》），有表现在日伪高压下纱厂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象与猫》），还有高唱着《国际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吼声（《两个阵营的对峙》）……然后是哈尔滨《国际协报》的文艺副刊《文艺》和齐齐哈尔《黑龙江民报》文艺副刊《芜田》上发表的文艺作品，都具有强烈的反满抗日的内容。金剑啸的长诗《兴安岭的风雪》赞颂了抗联战士英勇杀敌的情景，萧红的小说《看风筝》描写了农民领袖刘成的形象，其他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也都锋芒毕露，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日本侵略者。这时，东北人民成了历史的主宰，也成了文学的主人，他们创造着反侵略战争的历史，也演绎着文学的兴衰。也就是说，这时的文学真正成为了人民的文学，人民文学才谈得上继承光荣传统的问题。 综上，明确了一点，即继承不是单纯的承接。文学的继承只有当文学真正成为人民文学的时候，后一代文学才能继承前一代文学的光荣传统。“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九·一八”前的东北文学是一个过渡时期，即由一般的文学转变为人民的文学的过程，这里包括作家世界观的转变，包括社会对文学的影响而使它逐渐成熟为人民的文学。东北新文学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民族利益的驱动下很快地成为了民族的抗战的文学，因此可以说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继承了“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光荣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