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0年代以来，我由一个曾经强烈热爱过诗歌的人迅速滑变到拒绝诗歌对我的日常生活经验的侵入。出于敬畏，现在我总是小心翼翼地绕过诗歌，因为在我看来，诗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学品种。那些断裂的文字就像一个愤怒的哑人发出的古怪声音，让人连解读的勇气和兴趣都没有。尽管我也渴望获得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借以给平板的生活增添些许亮色，然而我只是希望这种诗性能够柔和地融入我所安居的世俗生活，而不是因它风暴式的侵入将我的不无温馨的生活击成碎片——据以往的那些惨痛的教训，我还是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诗歌的环境，没有诗歌，我的生活连空气也是澄明的，我会为此感到安心和满足，至少我可以不乏理性的活着。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出于本能的感觉，我不知道多数人是不是也有此同感。 有时候，迫不得已也要读一些90年代新生产的诗歌，以使自己对当下诗坛现状不至于太隔膜。然而，我还是被这些艰涩难懂的诗歌震惊了，它们的执拗，它们的与世隔绝以及它们身上透发出来的死亡气息足以让我感到窒息，一种令人迷醉的死亡气息同时也让人痛苦不堪，我的面前呈现出一片美丽而苍凉的诗歌晚景，我感到一个属于诗歌的末日就要来临。而诗歌在我个人这遭受的冷遇，恐怕也是诗歌在现实面前所经受的一种命定的遭遇：被拒绝、被排斥，直至死亡。这些属于我的预言是咒语式的，然而，我却不期望别人认为我对诗歌带有什么恶毒的意图，事实上诗歌的死亡与我毫不相干，那些自恋的诗人或许会为这只笼中的金丝鸟感到悲痛，而对于我，诗歌不过是一只于遥远处自然死亡的鸟儿，现在的事实是它正处于生命的弥留之际，世纪末的丧钟将要敲响。 我不是诗评家，对一些言语中的放肆本来没有必要承担某种道义和责任。然而，作为一个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我还是告诫自己应当以一种研究的心态介入这场关于90年代诗歌的评论之中，尽管这有些勉为其难。并且基于一种道义，我还一厢情愿地期望我对诗歌的“死亡”判决能够具备某种“法律依据”： 1、生存环境的死亡。我无意为90 年代诗歌的遭遇勾画一幅灾难深重的图景，然而，善良的愿望遮蔽不了惨烈的现实：诗歌遭遇到我们这个时代，就遭遇了死亡。进入90年代，由于商品机制的日渐成熟，整个中国社会开始由心态焦躁、极端、空幻、反叛的青春期步入平庸、温和、实利、应顺的成年期，一个意识形态与经济活动巧妙联姻的时代，权力和金钱联合专政，大众化、商业化、以及拜物、享乐成为中国大地上无可争议的主导性潮流，它们让人们怀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加盟到物质利益的现场追逐的行列，至此，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人性质量、以及伦理观念经历了一次大换血，过去那些可以依持的精神价值标准（如牺牲、热情）如今已被彻底肢解，而一度盛行的空幻型的思维方式也被实利的行动所替代。人们已开始习惯体验一种平面化、欲望化、节奏均衡的生活状态，魅力无穷的金钱消解了人们对话语暴力以及精神暴力的一度迷恋，享乐主义的滋生使得人群疏离诗歌，他们令生活的诗性消解，诗歌正在失去它曾有的效应。可以说，一个属于诗歌的时代已经真正结束，诗歌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已经丧失。在当下的时代“诗性”已是一种被排斥的存在，诗歌不仅变得一无所有，而且成了被讥讽、被嘲弄和被冷落的对象。它像一个赤身裸体的流浪汉，在一片不属于自己的国土上游荡，其被放逐、被背弃的命运在所难免。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排斥性的时代何时结束，更难以预料受到精神创伤的90年代诗歌会不会在另一个世纪来临之际，再度获得它的新生。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似乎只能是为它送葬并为它默默祈祷。 2、日常生活经验的死亡。 当欧阳江河赫然宣布“只为自己的阅读期待而写作”时，从中我感到一分来自诗人的骨子里的执拗和自负，而他的“以亡灵的声音发言”更是吓坏了我，我忍不住有些忧心忡忡，也有一些迷惑：进入90年代以来，究竟是人群背离了诗歌？还是诗歌远离了人群？最不幸的回答也许就是它们相互背弃了：一个背影冷漠，一个背影执拗而苍凉。 我不否认，诗人的宣言喻示着一种与现实的不妥协精神，然而这恐怕又是一种虚妄的精神宣言，因为我发觉，90年代的诗人正一步步疏离现实的土壤，他们把更多属于技术性的东西引入诗歌，他们将诗歌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对词语的捕捉训练，他们对词语的迷恋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讲求语言的规则、秩序，讲求词性的声音与色彩，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排列出意味深长的诗行。诗人们自恋式的写作几乎断绝了与外界交流的任何可能性，他们在诗歌中尽情挥洒着激情和愿望，却又在通往情感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令人难以进入诗歌的内部——诗人和诗评家们一起形成一个自足的循环空间，拒绝外界经验的阐释。90年代诗歌所具备的日常生活经验是如此的匮乏，似乎诗人们总喜欢沉溺于对另一时空、另一朝代的思索之中，我读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就有这种感觉，这种费尽心机的对“广场”的复式言说究竟表达了什么？那些远离人类现实思维的文字和心智的游戏让我厌弃。我怀疑，90年代诗歌拒绝日常生活的介入，正是诗人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他们刻意制造一种惊世骇俗的姿态来掩盖自己的虚弱，并试图以诗歌越来越远离人群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空洞的自尊。在这个意义上，诗人们的孤独幽闭可能也只是一种“做秀”的姿势。还有什么是可信的呢？人们逃离诗歌实在有充足的理由。 当然，进入90年代，面对着那种诗性的精神光芒突遭扑灭的险境，面对着现实失语的窘迫，我们也曾听到过某种来自诗人们心灵的真诚叹息，也曾看到过某些诗人弥补诗歌与现实生活巨大距离的浪漫挣扎。他们有人也在呼吁诗歌表达生活的灵活性，并企图寻求一种“让读者轻松取得贷款、重重支付利息的窍门”（肖开愚）。然而，他们努力似乎也只是在重复“堂吉诃德”的古老悲剧。市场经济利益机制转移了人们的视线，而诗人们对技术技巧的过于迷恋又造成了人为的阅读障碍。换句话说，90年代诗歌走进现实的企图，实为一种被动的选择，也是一厢情愿，而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对这一意图的天然抗衡，一是源于诗人们执拗的天性对超验诗性及语言实验的迷恋，二是有可能因为古老的诗歌自身机制出现了故障，一旦走向“歧途”，也就无法“回头是岸”了。毫无疑问，90年代诗歌生存在一个预设的悖论之中，正是这种先天性的悖论将诗歌带入了一个颇为尴尬的境地：现实的险境使它不得不谋求一种生存策略，而一种违背本原的策略在进入写作行为时又不自觉地被篡改着，一切又不可避免地回到了原来的运行轨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