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新时期”。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文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其一，开始了以文学的独立性为前题的对文学价值和规律性的新探索；其二，开始了对国外文学思潮和文学形态的积极引进。中国的文学家们以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为课题，曾经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努力和尝试，现在正在重新探索着崭新而独特的道路。本文旨在探讨中国文学家们的这种探索是如何具体体现在散文领域的。为达此目的，笔者试对新时期中国散文呈现了何种流程及特征进行考察。其意图是为了有效地把握新时期中国散文所体现的对世界化与民族化的探索以及它的时间性推移和空间性展开。 一、新时期中国散文的流程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从此，开始大规模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此后，中国社会从以往单一的封闭的停滞性的状况中摆脱出来，在展示多样化、开放性、发展性的新面貌的过程中，持续不断地变化。相应社会的变化，文学领域也展现出了同以前判然有别的崭新的面貌。在这一方面，作为文学一部分的散文也并未例外。 伤痕散文 新时期初期，中国散文在反映中国社会的变化以及在推动这一变化的方面，曾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就。以巴金的《随想录》为首的一系列“伤痕散文”的出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此有人评价：“‘伤痕散文’……其成就远胜于‘伤痕小说’。”（注：佘树森：《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伤痕散文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哀悼散文”，这种散文或者怀念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的家属或文化艺术界及学术界人士等，或者追思已故的领导人物，借此揭示文革的灾难。《怀念萧珊》（巴金）、《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陶斯亮）即属于这一种。另一种则是“回顾散文”，这种散文回溯文革期间作者本人的亲身体验，在披露文革的悲剧的同时，对这一悲剧的原因进行有深度的反思。《“牛棚”小品》（丁玲）、《干校六记》（杨绛）等作品即是。这些散文如此表现了文革这一历史悲剧所造成的伤痕，表现了这一悲剧的根源和现存的各种社会弊端，从而揭示出改革的必要性。与此同时，这些散文展示了新时期散文一定程度上从前一时期中国散文只局限于社会性主题的状态中摆脱出来的面貌。比如《怀念萧珊》（巴金）等真实地抒发夫妻或骨肉之情，就说明了这一点。 改革开放散文 新时期的中国散文，在伤痕散文开始显示高潮之际，就已开始反映伴随中国社会全面改革开放的趋势而出现在社会各领域中的跃动性的变革。把它称之为“改革开放散文”或许也不妨。例如，《大学：风俗图》（陈村）等展现社会上的变化和活力的作品；《姑娘的手》（成宗田）等展示农村和农民新貌的作品；《望截流》（刘真）等反映大规模建设事业或矿业领域活力的作品；《你早，年轻的上海》（赵丽宏）、《深圳涛声》（戴胜德）等反映由上海或深圳特区开始逐步展开着的一糸列经济改革的作品；《风雨太平洋》（王文杰）等反映走出国门开拓海外这一内容的作品……等等。这些改革开放散文在如此反映中国社会的活跃性变化面貌的同时，也表现了剧变中的新的生活以及由这一生活激发出来的激情及对未来乐观的展望。不过，这些散文在揭示时代潮流方面虽自有其价值，但似在艺术方面未能表现出特异成就或变化。或为附合主题滥用标语口号性的语言；或不时地插入作者本人的主观意图而损伤了全篇的节奏；或由于一味地使用慷慨激昂的语调而缺乏抒情性的感染力……等等的现象在这些散文里比较普遍。从这一点上来看，更值得注意的，则是“人性散文”。 人性散文 进入80年代，对文革这一灾难以及对前一时期反思的结果，对人的存在的再认识以至尊重作为个体的人的意义的思潮逐渐扩散开来。尤其是以四个现代化为代表的积极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给中国社会提供了从容有余的气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文学领域里对以往曾遭否定的人性的思考便重新开始抬头。随之，发生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争论和关于主题性的争论，散文领域里也出现了“人性散文”。这些散文，或如《离合悲欢的三天》（田野）和《丁香花下》（黄秋耘）等表现夫妻之情或男女之爱；或如《游子吟》（和谷）等表现了血肉之情；或如《拣麦穗》（张洁）等表现了失去的童心；或如《丑石》（贾平凹）等大胆地表现了作者内心情绪、情感。贯通在这些作品中的对于（与阶级性分开而独立存在的）人的情感和爱的渴望，或非集体的个体自我存在的人的内心吐露和人格披露，就是说对人性的强烈追求，在以往只强调作为集体和社会的人的散文里，是难于见到的。因而给人们以新鲜的感动和美的快感。与此同时，这些散文也预示着：其后的新时期中国散文逐渐走向对作为个体的自我的肯定和探求，并以此为起点走向对社会和人生有深度的理解和探索，而所有这些都将会通过依据各自个性形成的多样化创作路径来实现。 寻根散文 随着市场经济的急剧发展，传统的文化意识面临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给予这一挑战以直接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而另一部分人则与此相反试图在民族文化的遗产中发现精神的依托。在另一方面，吸收西方文学并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再创造而获得成功的南美文学，以及随着与台湾、香港接触的增多而日渐扩散影响的郭枫、余光中、三毛、龙应台、梁实秋、许达然、杨牧、张晓风等的“文化散文”等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而在以现代的思想层次回顾民族文化，寻觅断裂的民族文化根源，继承和重建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过程中，为获得历史的醒悟和美的享受的“寻根散文”登场了。这些作品，或如《静虚村记》（贾平凹）等写田园和自然的美；或如《写给故乡的黄昏》（郭保林）等写故乡的亲切感；或如《水乡茶居》（杨羽仪）等写风俗民俗；或如《弈人》（贾平凹）等写民情世态；或如《登陵忆》（杨闻宇）等写对古代文化的回顾。这些作品里面具有探索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有深度的文化涵义。 新潮散文 1985年前后，曾被禁止的西方各种艺术风格和流派先后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国内，一些年轻的作家开始吸取西方作家的创作技巧和风格。随之，中国文坛上便出现了使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荒诞、黑色幽默、象征、意识流等方法的所谓“先锋文学”。在散文领域里，虽然“先锋文学”这一潮流并未成为主流，但是王蒙、何为、贾平凹、王英琦、赵丽宏、赵翼如、曹明华、张洁、韩静霆、张抗抗、冯骥才等一些作家有意识地运用现代主义技法创作了散文作品。而1980年代后半期兴起的“新潮散文”正是这一起点的承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