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副标题我就意识到一种“限制”——它将非现实主义（注：“现实主义”至少可以分为“文学精神”和“创作方法”两种。前者将所有的小说创作都包含在自己的谈论之中，按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说法是：“真正的小说一定是现实主义的”。后者则可区分不同的创作。本文在创作方法的含义是谈论“现实主义”，于是便有“非现实主义”的问题。）的长篇划到了我讨论的范围之外。这自然是一种代价。但当我仔细衡量这个代价时，却发现被“限制”划出去的作品其实只有不多的几部。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方法创新的大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现实主义”似乎已经成了一个陈旧的话题。但在作为时代文学成就标志的长篇领域中，现实主义仍然居于“当家”的地位！“波涛”带来的不是现实主义的消失而是丰富了。于是我心中最隐秘角落暗藏着的“文学进化论”轰毁了，于是我看到了“现实主义”的容受力和生命力。 那么，在共和国50年的文学长廊中，现实主义长篇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一、长篇曲线与文学范式 50年现实主义长篇创作的曲线，写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文学画图。我想用寻找波浪峰尖的办法，看看能否有“一览众山小”的效果。这一思路不仅让我看到了长篇的高峰，更给我带来一个意外的惊喜：我发现存在着作用于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的“文学范式”。 先说高峰。我以为50年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三个高峰：50年代、80年代、90年代。 第一个高峰为我们贡献了“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注：《创业史》初版于1960年6月， 但其创作在50年代。为行文方便，本文用50年代“表述50年代至60年代初长篇小说的第一个高峰期。），以及《青春之歌》、《三家巷》、《林海血原》、《苦菜花》、《三里湾》、《山乡巨变》等一系列长篇，一时蔚为壮观。第二个高峰，中国文坛出现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黄河东流去》、《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人啊，人！》、《活动变人形》、《洗澡》、《玫瑰门》、《古船》、《金牧场》、《蹉跎岁月》、《生活之路》、《浮躁》、《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少年天子》等等一大批作品，似一声声响雷滚过华夏的天空，并引起世界文坛的关注。那真是一个黄金时期。国际汉学界把中国当代文学真正作“文学”看待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第三个高峰产生于文学失却“轰动效应”的大语境之中，但长篇却出现了爆炸式的繁荣。近几年来，长篇出版几乎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已经出现了平均每天三至四部长篇问世的速度。但这个高峰决不是以数量为标志的。《心灵史》、《白鹿原》、《高老庄》、《长恨歌》、《柏慧》、《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栎树的囚徒》、《羽蛇》、《曾国藩》、《雍正皇帝》、《白门柳》、《苍天在上》、《故乡面和花朵》、《红瓦》……几乎无法列举。在人们越来越忙碌的今天，一部部几十万言的长篇却仍然令不少人争相传阅。 有意味的是，每一个高峰期的作家作品都众多而繁杂，却表现出相同、相近的叙事追求。三个高峰形成三个不同的文学范式。“文学范式”，我用来指称大的文学语境和在这一语境下文学叙事的追求模式。文学创作无疑是最具个性的精神劳动。但任何个体都不可能处于真空，而只能生活于一定的语境之中。一定的语境有时便会产生某种“文学范式”。这在共和国50年的创作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中国当代作家似乎总处于一定的“文学范式”之中，他们从范式中获得灵感、从范式中吸取营养和写作资源。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受着范式的影响乃至左右，他们的创造都与“范式”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因而共和国50年的文学嬗变在深层表现为“文学范式”的演变，而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三次高峰恰恰准确而典型地揭示了这一演变的轨迹。 二、叙事模式：革命—启蒙—多元 长篇50年的三个文学范式在叙事上表现为三个模式：革命叙事，启蒙叙事，多元叙事。 新生的共和国穿过血雨腥风在世界的东方卓然站立，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沉浸在胜利的兴奋之中，是可以理解的。于是革命战争的辉煌业绩成为人们的“集体记忆”。这集体记忆便成为作家创作的重要资源。记忆之外，现实中正在发生另一件大事：农村以合作化为轴心的社会主义改造。记忆与现实，过去完成时与现在进行时，就成为作家书写的两大对象。这无疑是不同的两个写作材料，一边是战争与硝烟，一边是土地与农民。但无论作品多么五光十色，它们骨子里讲述的都是同一个故事：关于革命的故事。革命，正是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核心。讲述战争故事，不是为了昨天，而是为了今天和明天。《红日》里地上战争的波澜壮阔，《红岩》里地下战争的惊心动魄，《青春之歌》里心灵战争的意味深长，讲述的，是革命对人的锤炼和人在革命中的成长；而讲述今天，正是为了不忘昨天和走向明天。《三里湾》的秋收、整党、扩社和开渠，《创业史》的买稻种、砍毛竹……所进行的正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合作化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题中之义。两大题材共同完成了50年代“革命叙事”的壮丽景观。 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共和国的80年代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再次掀起了启蒙思潮。文学作品中，一行行大雁排为“人”字在天空长鸣而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生活，展开了人性善恶的故事。温柔、美丽的许秀云与大姐夫金东水的感情不是简单的男女之爱，那里有着人妖之辩、黑白之分、正邪之别。《芙蓉镇》里那个豆腐西施胡玉音，何等不起眼的一个小人物！她在命运的艰难中左奔右突，为了再小的人物也应该象“人”一样的活着！右派分子秦颠子秦书田，在被改造的过程中，竟然与胡玉音发生了爱。右派也是人，也有人的情感。作品用这对“狗男女”和其他人的故事在呐喊，人们啊，社会啊，把人当人看吧！应该说，80年代长篇小说的主题是丰富的，但基本是“启蒙叙事”的不同展开。一个典型的表述是戴厚英的《人啊，人！》。直到杨绛的《洗澡》和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作家仍然书写着在左倾政治及其他各种情况下人性的扭曲。其实80年代后半叶，文学中的“人”已经在受到先锋文学的威胁。但长篇的构思和完成毕竟需要更长的周期，且长篇有长篇的思考。因而，当“人”在中短篇中已经听到“人之死”的乐句时，在长篇中“人”仍然是中心的旋律，理性精神仍然掌握着长篇的启蒙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