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 （1999）03—0050—10 时代的步伐已经走到世纪之交的门槛上，此时对百年中国文学的回顾与展望很有必要，而对中国当代新诗的回眸与思考更有现实意义。本文把中国当代新诗划分为50～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三个时段，从诗的流派、体式和诗美内涵等三个层面上进行粗浅的梳理与考察，以期探索与把握当代新诗发展嬗变的规律，并试图对各时段的诗歌创作给出较为公允的评价。 一 第一时段：“悬崖边的树”（注：见曾卓《悬崖边的树》一诗。） 在痛苦挣扎中营造奇异风景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 为了确立一种“新时代”的美学风范，片面地继承了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和30年代的左联某些人把文学当作“战斗的武器”的做法，并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加以强化推向极端，与此相反，对从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冯至到“中国新诗派”等对西方现代主义各流派加以引进试验而形成的中国现代派的诗歌传统全面否定与排拒。这样就把50～70年代的新诗与五四的诗歌传统对立起来甚至推向五四新文化的反方向。正是在这些文学艺术外部与内部的诸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使得50～70年代的中国新诗在流派、体式和诗美内涵上呈现出单一贫乏、扭曲畸形的特征。 1.流派的贫乏畸变 在50～70年代封闭并不断紧缩的狭窄时空中，当代新诗在流派方面的贫乏畸变主要表现在现实主义的畸变与丧失和伪浪漫派的一度喧嚣等两个方面。 现实主义的畸变与丧失。经过了深重的苦难和流血牺牲，年轻的共和国象一轮红日在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使得举国上下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欢乐感、自豪感，所以“颂歌”顺理成章地成了建国初期的主题。据洪子诚研究：“‘颂歌’最早出现在解放区诗歌中那种对人民战争胜利和根据地建设的歌颂。虽然并未成为一种普通的主题，但由于对人民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歌颂，升华为对战争指挥者和根据地缔造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歌颂这一思路，却已基本形成。” [1]到50年代初这一思路发展成为“普通的范式”。在中国作家协会编选的1953年至1955年和1956年两本颇具规模的《诗选》中，所收入的绝大多数是对党、对领袖、对新生祖国和工农兵的颂歌。尽管其中有些诗也充满豪情不乏精美的结构形式，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诗中无论任何阅历的诗人也无论任何题材，几乎很难看出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大家都在统一的模式中唱着“欢乐颂”的单一曲调。不对社会生活作辩证地深入观照，进而发掘出生活中独特的东西加以具有艺术个性的抒发，而是从“欢乐颂”的理念出发，仅对生活的“光明面”浮浅地描摹，然后唱出千人一腔的颂歌，这不仅使建国初期的新诗几乎失掉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变得单调贫乏，失掉艺术个性，而且几乎走上了庙堂文学的老路。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理论界关于“写真实”、“干预生活”、“现实主义深化”等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大大拓展了诗人的视野，使得一批诗人有了直面社会人生敢于探索的勇气，一时间浮躁浅直失掉个性的浮华诗风有所收敛，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有所回归与深化，成为50～70年代昙花一现的黄金时代。在这段时间，有些诗人突破人为的“禁区”大胆探索，郭小川在《白雪的战歌》、《一个和八个》中对人性问题有所涉及，并对历史的偶然性和复杂性大胆揭示。流沙河在《草木篇》中，艾青在《养花人的梦》、《蝉的歌》、《黄鸟》等诗中或用草木形象隐喻两种人的精神品格，或抨击教条主义，揭露生活中的矛盾，蔡其矫在《雾中汉水》、《川江号子》等诗中则真实地描绘现实生活揭示人的情感世界的复杂性和隐秘性。其次，1976年丙辰清明节悼念周恩来、讨伐“四人帮”的“四五”诗歌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初步觉醒和抗议呼声，《天安门诗抄》便是这一诗运的总结。最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恶劣的政治环境逼得人们把现实主义的眼光投向革命历史题材，专事长篇叙事诗的创作，从而使这种诗获得继40年代以来又一个大丰收，所出诗集有百部之多，《杨高传》、《复仇的火焰》、《将军三部曲》等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这些长篇叙事诗塑造了一批英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历史的真实。 总之，在50～70年代这一时段，由于意识形态的严酷和权力的施暴使得诗歌的现实主义从单调贫乏到扭曲畸变，特别是文革期间在全国学“样板戏”的背景下，提出“诗歌也要学习样板戏”的口号，一时间“三突出”式的诗歌创作泛滥成灾，诗歌成了标语口号的罗列和政治概念的堆积，从而彻底丧失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 伪浪漫主义的一度喧嚣。50年代末期整个社会心理变得浮躁狂热，据说那是一个“一天等于20年”、“超英赶美”，共产主义精神大发扬的英雄时代。郭沫若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周扬在《新民歌开拓了新诗的新道路》等红极一时的文章中，表面上侈谈所谓的“两结合”，实际上为当时社会上的浮夸风推波助澜，也使得文艺领域中的伪浪漫主义不断滋长乃至甚嚣尘上。被煽动起来的狂热与浮躁使得一些人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用神话代替理想，用矫情压抑真情实感的表达，使违反艺术规律的粗制滥造和反现实主义的膺品泛滥成灾。这对于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确实起了鼓躁的作用。”[2]这种伪浪漫主义在1958 年的新民歌运动和兴起于50年代风靡于60年代初的政治抒情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由于它是自上而下的违反艺术规律而用行政手段强制实施的，按照图解政策和流行的政治口号命题作诗，因而失掉了民间创作的基本特征，诗歌发表过程中又经过各级干部和文人的不断加工，早已失掉了民间诗歌的单纯、质朴、刚健、清新的品质。不可否认收在《红旗歌谣》和其它一些民歌选集中的诗篇，有个别歌唱劳动与爱情的是较好的，但绝不象周扬、郭沫若们所说的在它们面前“连诗三百也要显得逊色。”[3]兴起于5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到了60 年代初在特殊的政治气候中得到恶性膨胀。战天斗地无往而不胜的坚强意志，献身于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崇高精神，使红旗永不褪色的坚定信念，阶级斗争的尖锐热烈场面，成为政治抒情诗表现的主要内容，强烈的然而大多是人造的时代情绪，高昂而空乏的格调，战斗的主旋律和热情奔放无个性的“豪言壮语”，成为政治抒情诗的基本美学风范。然而由于往往从显然是错误的政治观念出发，狂热地憧憬着一种神圣伟大的“乌托邦”，脱离生活实际和社会现实，内容贫乏空洞，从依靠“豪言壮语”渲染铺张，发展到伪造生活和情感，这种反现实的伪浪漫主义的取向，既背离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更背离了中国诗歌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