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了。当我们分析和总结这五十年的文学工作时，必然要满怀深情地回顾解放区文学，因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前者是后者合乎逻辑的发展，后者是前者新美深广的渊源。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奇谈怪论层出不穷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充分肯定解放区文学的历史地位，正确总结新中国文学的利钝得失，在此基础上展望我国文学应以什么样的面貌跨进21世纪。 充分肯定解放区文学的历史地位 解放区文学是中国历史上崭新的文学。她继承了我国古典文学的优秀的美学传统和五四以来以鲁迅为旗帜的革命文学传统，但又有新的质的飞跃。从总的来说，她是人民以历史主人翁的姿态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文学与人民相结合，作家与群众相结合的结果。她不仅是一个地区和历史的概念，即指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学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文学，更重要的是一个美学的概念，即指代表了一种新的美学思想和美学成就的文学。 解放区文学的新，突出地表现在人民群众以历史创造者的面貌进入文学作品。古往今来，我国文学史上曾产生过许多艺术精品，它们至今仍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给我们以智的启迪和美的享受。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人民群众很少表现为改造世界的主导力量，至少只是被当作怜悯和同情的对象。这毫不奇怪，因为它们不可能不受到当时的现实生活和作家的世界观的限制。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才第一次把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引导到胜利的彼岸。这样可歌可泣的斗争和翻天覆地的变化必然使作为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的文学产生新的特点。这种新的特点首先体现在以高尔基的《母亲》等作品为代表的苏联文学中。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文学。中国解放区的新的人民的文学，正是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区文学有一个优点，就是她得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堪称划时代的新美学的指导，因而能够比较顺利地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呈现出新人佳作迭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兴旺景象。在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品中，来自生活低层的人民群众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叱咤时代风云，主宰大地沉浮，用自己忘我的劳动和斗争改造着周围的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在他们身上，再也看不到过去那种逆来顺受、听天由命、自惭形秽、低人一等的奴隶相，取而代之的是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因此，这些作品使当时的文坛大师几乎达到欣喜若狂的地步。郭沫若读了赵树理的小说后写道：“我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素朴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这种感受很有代表性。有人指责解放区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扁平”、“单一”，没有“内宇宙”的丰富性。这是毫无根据的。任何不存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在解放区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中，主要人物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个性鲜明而不失之简单。他们有血有肉，有情有意，有战胜自己身上弱点的成长和发展过程。这正是这些作品能够征服广大读者的重要原因。当然，从这里找什么“性格的二重组合”（如恩格斯所嘲讽的：“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找什么“精神奴役的创伤”，那是徒劳的。但这不是解放区文学的缺点，恰恰是解放区文学的优点。 解放区文学的新，突出地表现在描绘了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壮丽画卷。从《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李勇大摆地雷阵》、《荷花淀》、《边区自卫军》等作品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懂得了为什么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点。从《小二黑结婚》、《我的两家房东》等作品里，我们看到了革命斗争给社会生活各方面带来的深刻变化，目睹了在解放区农村中封建思想的节节败退和新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初步确立。从《白毛女》等作品里，我们看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里，我们看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这场铲除封建制度的根基的伟大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领略了农村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在这场变革中的立场、态度和表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总体上看，解放区文学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史诗。这些对于鼓吹“告别革命”的人来说当然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近来又有人指责说，解放区文学中抗战题材的作品缺少“宽阔的视野”和“宏大的胸襟”，因为“几乎没有什么作家愿意将他的作品的视角放在整个人类生存状态和人类生命形式的人文关怀上”。这种论调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当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怎么能够设想我们的作家不去用自己的笔表现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而去描绘什么“整个人类生存状态和人类生命形式”？人们有理由怀疑，这是不是在痴人说梦？任何一个没有丧失起码的是非判断能力的人总应该知道，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我们要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它是一种抗毒素，不但能排除敌人的毒焰，而且能清洗自己的污浊。解放区文学之所以新，就在于她真实地揭示了这个过程，因而决非那些以和平主义的观点来表现战争的作品所能望其项背。 解放区文学的新，突出地表现在作品具有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在民族化和群众化上作了许多努力，但是总的说来，欧化的倾向和学生腔的语言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解放区的作家除学习古人和外国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外，着重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反映实际生活的。这种极富表现力的语言，使作品的面貌为之一新。文学的民族化和群众化还体现在情节、结构、题材等各个方面。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民族化和群众化是解放区文学的共性。每个作家体现这个共性并不是千人一面、千部一腔，而是各具个性、丰富多彩的。拿小说来说，赵树理、丁玲、周立波、孙犁等人的作品个性鲜明，决不会使人把他们相互混淆，但他们又都共同阔步前进在民族化、群众化的康庄大道上。如今有人企图把解放区文学的这个显著的优点说成是缺点。有的拜倒在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脚下，根本否认文学民族化的必要。有的则把民族化同群众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说什么“四十年代中后期的根据地作家试图以对民间形式的回归和对外来文化的拒斥，去获取文学民族化道路的通行证，但是，这种用几乎隔绝的目光去追寻民族化的方式，最终只能是对民族化的曲解”。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文学的民族化总是同文学的群众化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文学的民族独创性，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的集中表现。劳动人民的民间文学尽管往往处于萌芽状态，但却是生长在人民生活这棵常青树上的。它贴近生活，贴近时代，刚健清新，生动活泼，显示了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为专业作家的创作输送着宝贵的营养。离开了群众化来追寻民族化，那只能是路越走越窄，最终走进死胡同去。解放区文学从来没有“拒斥”外来文化，“拒斥”的只是对外来文化的机械模仿。那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说穿了，一些人对解放区文学的不满，主要是她没有照搬如今被他们奉若神明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这种文学以主观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为基础，以形式的扑朔迷离、杂乱晦涩为特征，同中国老百姓的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格格不入。如果说在当时紧张的斗争环境中，解放区文学对这些东西加以“拒斥”，那决不是她的所短，而恰恰是她的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