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上只剩下薄薄几页，1999年将转瞬即逝，成为人们记忆中的历史。又逢岁末，特别是新千年将至这个极有意味的“千载难逢”的时刻，回眸本年度的长篇小说创作、出版情况，也许并不是无谓之举。今年文坛热点颇多，尤以不久前沸沸扬扬的“王金之争”为最，吸引了众多媒体和普通人的关注。仅长篇小说这一领域，也相继漾起层层不息的波澜。在文学普遍遭遇冷落的今天，出版社、媒体和书评家频频联手，苦心孤诣为灰暗疲沓文学布景涂抹亮色，以图引起忙碌奔走的人们的注目。日前，记者电话采访了部分文学评论家，就本年度的长篇小说请他们谈了各自的看法。由于我国每年的长篇小说产量多达四五百部，因此，即便是专业文学工作者也难以纵览全貌，只能就各自视野所及，发表印象式的点评。把他们的观点汇总起来，庶几可得到关于今年长篇小说创作状况的一个大致不错的评估。 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朱向前说，今年的长篇小说总的感觉比较平，缺乏特别优秀的作品。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是，出现了几部描写官场的作品，由此引发出“官场文学”或“官场小说”这一话题。但这类小说在理性思考和形象塑造的结合上一般来说不太成功，比如李佩甫的《羊的门》。 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雷达认为，近年来长篇小说在历史题材和家族题材方面有所突破，前者如《太平天国》、《洛神》、《白门柳》等，后者如今年出版的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把叙述家族历史与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糅合得较好。近期的长篇小说写现代都市人们生存状态的越来越多，比如张梅的《破碎的激情》、郭潜力的《城市狩猎》、殷慧芬的《汽车城》等，这与我们国家都市化进程加快有直接关系。现实题材涌现出了《十面埋伏》、《中国制造》、《人气》等一批作品。另外，对“归来的一代”——曾被打成“右派”的张贤亮、邓友梅等老作家应加以关注，他们最近写出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品，如张贤亮的《青春期》。但总的看来，今年的长篇小说精品力作不多，许多作家追求叙述时间的跨度和作品的外在规模，而在作品的内涵和厚度上下得功夫不够。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教授张志忠认为，今年以来的长篇小说有两个突出的现象，一是写官场、写权力运作的作品比较多，写法也比较老到，大多能超越单纯的道德义愤，摆脱了前几年同类题材的理想化、意念化的局限；二是女性小说呈现出分化趋势，出现了像《小姐，您早》、《你的开始是我的结束》等作品，着力揭示人性之恶，对女性自身在欲望的边缘、爱情的边缘邪恶丑陋的一面有较深的袒露，比起以往自恋意味浓厚的“私小说”来说深刻了许多。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表示对今年长篇小说的总体状况“觉得失望”。他说，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看到在艺术上可以特别称道的作品。反映现实的作品不少，但从小说这一文学样式要求的艺术性来衡量，则显得不很成熟。之所以没有产生优秀的长篇小说，可能是因为处于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作家们对人性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还处在一个蜕变的阶段。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曾镇南说，今年给他留下印象较深的长篇小说有郑君华的《芙蓉风》、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刘育新的《古街》、凌力的《关河梦断》、阿宁的《天平谣》、罗珠的《大水》、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扎拉嘎胡的《黄金家族的毁灭》、张黎明的《濠镜是家》等，这些作品在题材、写法、语言等方面各有特点。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孟繁华认为，《太平天国》、《洛神》、《百年因缘》、《大水》等几部长篇小说写得不错，但从整体上来看，成绩逊于去年。一些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由于局限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在艺术性上又不够讲究，这些作品的生命力究竟有多长还是疑问。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晓明就具体作品发表了看法。他说，张梅的《破碎的激情》据说前后写了十年，小说以艺术的手法对从80年代崇尚精神到90年代崇尚物质的时代精神的嬗变予以揭示，提出了在这个商业化背景下如何面对精神困境的问题，写出了试图以文化拯救精神的价值趋向所面临的矛盾、困惑、摇摆。王朔的《看上去很美》刚刚问世，便遭到了评论家和读者一致的批评。我看过后却没有预期的失望。这部小说通过叙述一个儿童的成长重新改写政治寓言，表现个体和现实之间尖锐的对话；在语言上的磨炼上也很独特，与他过去一贯随意的调侃风格很不一样。此外，东西、鬼子的小说值得关注。关于70年代作家的作品，我在今年《大家》杂志第5 期发表《异类的尖叫——断裂与新的符号秩序》一文里谈及。例如，卫慧的小说描写怪异的生活状态，反映最新变动的现实，呈现出一种“疯狂的颓废”的美学倾向，把商业主义审美霸权和文本的先锋性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人民文学》杂志副编审李敬泽认为，今年能被大家广泛提及的长篇小说很少，这差不多成了许多评论家的共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一些书商策划的长篇小说在市场上大获成功，如石康的《摇摇摆摆》、艾丹的《下个世纪见》、橡子的《脆弱》等。这些由非主流文学界的人士写作的小说，由于提供了崭新的经验和体验，使得某些生活状态首次得到言说，因而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些作者中有的极富才华，但由于写作小说的技术训练不太够，作品大多显得较为粗糙。他们的出现也许将对既有的文学话语秩序构成挑战，同时预示着文学创作不再是普通人不能涉足的神圣、庄严的文化工作。当然，这其中的一些话题一方面令人鼓舞，一方面也有隐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