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文坛的过去与未来同样受人关注。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即将过去的20世纪不仅塑造过许多辉煌，也有许多值得总结和回味的问题，更有一些还未结束、并肯定要带入和影响21世纪的问题。回顾’99文坛，有收获，也有不足，但这种回忆与面对，于未来却是有益的。 回顾’99文坛，以往激情洋溢，总能引经据典加以评述的评论家们欲语还休；他们大都以“平淡”二字形容本来应该出些好作品的世纪末文坛。 雷达：1999年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在文学批评上，都略显平淡，但是从某一方面来说，平淡中见风骨，平淡中含有转机，比如就长篇小说来看，不能说好作品很多，毕竟有分量、有风骨的作品也有。比如像《十面埋伏》等其他几部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中短篇小说，好作品相对少一些，像《永远有多远》这样比较精彩、有韵味的小说毕竟不是很多。但是在另一方面，反思、怀旧和文化思考类型的随笔、人文笔记、学术文章反而表现得更加突出。 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越来越多，这是一个转机，人们的精神困境、都市生活中的生存、竞争、个人的精神追求越来越多，描写都市生存境况的作品越来越多。前些年家族小说比较兴盛，1999年的文学重心向城市文学转移，像蒋子龙的《人气》、殷慧芬的《汽车城》、彭名燕的《大腕》、郭潜力的《城市狩猎》、张梅的《破碎的激情》都是很有特色、值得关注的作品。另外，新生代小说家给我们提供了新鲜的艺术话语和感觉，如卫慧的《上海宝贝》，文风泼辣恣肆，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我认为在小说创作上，数量比较多了，对很多作者来说，写了多年，不断出现自我重复的现象，明显地有些“贫血”和后劲不足。主要是精神资源、思想资源和生活资源等方面的贫瘠，需要补血。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创作落后于生活。如果说过去不在语言、叙述方式、技术层面等方面革新会成为创作向前发展的阻碍的话，现在则是中国作家生活体验、生命体验投入不够。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生活发展、高科技进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我们的生活更加陌生起来，如果作家不注意这种积累，很难适应和展现这种生活，这些问题在世纪末变得十分突出。对于年轻的作家来说，有很清新、敏锐的艺术感觉，也有很好的表现力，但我觉得要想成大器，恐怕还得将个人化与赋予历史感的话语结合起来。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不像老一辈那么深厚，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文学的未来毕竟属于他们，经过锻炼和调整，无论主题还是境界、创作等方面，都会有提高，文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提供人们需要的东西，这里就有亲近读者、亲近时代的问题，任何文学的发展都离不开时代。 陈村：1999年文坛很平稳，没有出乎意料的事情，总体印象是读文学杂志的少了，读社科综合类杂志的多了。总之很平稳，该写的还在写，该发的还在发。也有些不好的作品，很粗糙，这是一种投机，过几年这样的作品没人提起。我这样评价是根据文学标准，文学应解决心灵的问题，而一些文学作品取代了本来应该由记者调查来完成的报告文学。好的文学作品对文学本身有贡献，不仅有新的语言，新的形式，新的人物，而且这种人物有深度，对读者认识人有帮助，而不是和政策有关。以前我们有过教训，但没有及时总结。像《艳阳天》等作品都不是纯粹的文学，而是受到当时政策的影响。时间证明没有一部这样的小说变成非常伟大的小说，尽管当时很轰动，因为它符合当时的政策，受到各种褒扬，但它宣传的是文学的其他功用，是不长命的。如果政策变了，文学便苍白无力。我认为好的文学与政策无关，而是从广阔的角度反映时代，反映人的心灵，这是文学的任务。当然这些作家也是很有才能的，包括浩然，场景细节的描写栩栩如生。如果真正从人的角度出发，同样可以反映一个时代，而且更为深刻。像沈从文的书，看上去好像在逃避现实，但他写人是非常成功的。文学是人学，总之应从人出发，而不是从教条主义出发。 陈思和：近几年来，我每年都编《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很注意小说创作，1998年读到一些令人震动的好作品，感到很兴奋。比如莫言的《牛》《三十年前一场长跑比赛》《拇指铐》等几部作品，差不多是同时发表，但风格迥异，展示了作家强劲的创作能力和丰富的艺术天地。1998年海外的作品也很精彩，如虹影的《饥饿的女儿》，严歌苓的《人寰》等长篇都比较大气，一大批年轻的作家也很活跃，尽管有些不成熟的东西，但给文坛带来了新鲜的气息。 1999年的作品比较平庸，没几部有深度、有影响的作品。我感到很奇怪，1999年是本世纪的最后一年，应该出现一些好作品，但我至今还没有看到。不过有一点值得关注，有一些新的创作主题出现了，如关于人与自然、环境生态等问题，都有些新意。今年10月海南《天涯》杂志举行了“生态与文学”的会议，学者与作家们热烈讨论了所谓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否拥有多种模式的问题，我觉得这种思考和争论至少是值得关注的。 朱向前：我对1999年的文坛整体印象比较平淡。至少不如去年，还有五、六部长篇值得一说。今年真正有冲击力的作品几乎没有。就我个人的视野，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1999年的长篇如曹文轩的《根鸟》、部队女作家的《英雄无语》。就单篇来说，长篇作品比较有分量。《英雄无语》题材独特，语言考究，作者对英雄的理解有独到的见解。但是也有不足，就是对文化深度、广度的了解有限。在曹文轩的《红瓦》和《草房子》之后，《根鸟》是一部把唯美主义推向极致的作品，前面是纪实回顾，现在变成精神回顾，完全展开一种想象，语言优美，如诗如梦，表现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但是这些小说对现实的冲击力不够，甚至很难说在社会上能够引起多少反响。一些作品没有完成艺术的转换，只是把现实直白地、生硬地反映出来，并进行了理想主义的加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