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出版社推出的杨克主编的《一九九八中国新诗年鉴》，是对中国“第三代”诗人的所谓“民间写作”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性选本。我认为这是一个较重要的、有价值的诗歌选本。但是作为一部正式出版的“年鉴”，却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特提出来与编者、读者讨论。 “年鉴”是一种特别的资料积累和学术整理方式。它一般是将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之内的某一个方面的总体发展情况，加以搜集和整理，用学术秩序化的方式加以排列，以总结成就、反映问题和积淀文化。中国诗歌之有年鉴，是从西南师大新诗所编《中国诗歌年鉴一九九三卷》开始的，其后每年一卷，直到今天。现在又有了杨克本《新诗年鉴》，应该说是令诗坛人士欣慰之事。鉴于已有文章对杨克本《年鉴》做称颂性的评论，我主要想谈谈这本《年鉴》存在的三点缺陷： 一是《年鉴》的体例。前有于坚文章《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做“代序”，后有主编的“工作手记”，这种考虑应该说是周到的。但书后“附录”书中每一个作者的介绍，又过于简略，只有性别、出生年月和籍贯等项，我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年鉴”只要能客观地反映本年度中国新诗创作与理论研究的成果，也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展示某方面队伍的庞大和整齐。《年鉴》共分七卷，前六卷都是“作品”，后一卷为“理论”。在前六卷中，并没有按“抒情诗”、“叙事诗”、“散文诗”、“歌词”等类而分卷，好像是没有任何充分理由地大致分成六卷。主编在“工作手记”里说是“将某一方面有一致性的诗人放在一起”，恰好表现出了这种分类的不科学。所谓“一致性”，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应该有一个分类的清晰的概念。正因为如此，我们实在看不出一卷之内的诗人，其作品究竟有什么样的一致性，或共同特色与风格。年纪大的诗人排在了年轻诗人的后面，先发表的作品排在了后发表的作品后面。两位据说曾经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诗人的作品排在一起，单独成为一卷。可见，这部《年鉴》在体例上是比较杂乱无序的。 二是《年鉴》编选的时间原则。这部“年鉴”所选的每一篇作品之后，都没有注明本诗本文的发表日期、出处和原发表的报刊杂志。这样，我们如何去对原版本加以查找和证实呢？“版本学”对于“年鉴”的要求之所以高，就是因为作为学术研究重要资料的“年鉴”必须翔实可靠。而不注明发表时间和出处的做法，当然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年鉴”所应有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年鉴”当然只能收本年度在中国境内发表的作品，不然就不好称为“中国”“年鉴”。既然不具体标明，那我们如何知道这些都是本年度的诗人，在中国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呢？况且，注明出处也是对原发表报刊的一种必要交待和尊重的表示。也许编者自有他的苦衷：有些作品没有发表过，或者没有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过，所以不好标明时间和出处。按照以前的惯例，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是不便收入像“年鉴”这样的选本的。 三是《年鉴》的代表性和全体性原则。《一九九八中国新诗年鉴》所选的作品和理论，几乎都是“第三代”诗人的诗作和诗论，其他流派和中老年诗人的创作与理论基本上没有任何反映，这就影响了《年鉴》的全面性、客观性和公正性。作为“年鉴”，凡是在本年度国内有一定影响的诗作和诗论，都应有所反映，而本书没能很好地做到，所以书名叫做《一九九八中国先锋诗歌年鉴》似乎更准确些。在《年鉴》的封面上，标有“艺术上我们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这种观点对当今的中国诗坛是重要的、有价值的。但是，作为一部《中国新诗年鉴》的编者，却实在没有必要这样主观化。是不是没有反映所谓“民间立场”的诗作和诗论，就不能收入《年鉴》呢？这也影响了《年鉴》的全面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据说这个系列第二本《年鉴》已经在编稿，我期待着它的出版。我提供的一点个人的意见，也许可以让这系列《年鉴》以及以后其他各类“年鉴”编得更完美一些。但愿如此。 （《一九九八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花城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