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成立胡风专案审查小组，我被派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我于1955年5月16日参加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重大案件。 那天，作家协会的刘白羽同志到胡风家中，配合公安部人员进行搜查，并于17日清晨由公安部人员把胡风抓走。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机关负责拘捕两个“胡风分子”：一个是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人员绿原，一个是中宣部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李嘉陵（“胡风集团”骨干、作家芦甸的妻子）。组织上分派我参与传讯和拘捕李嘉陵的工作。当时，我担任中宣部文教干部处副处长，具体分工协助部领导管理文化艺术系统的干部。拘捕绿原则由文艺处处长林默函和国际宣传处副处长胡伟德两同志负责进行。16日晚8时左右，我用电话把李嘉陵叫到我的办公室， 略谈了几句话，公安部人员就到了，向她出示了拘捕令后即把她带走，经过非常简单。当时只知道她的“罪状”是给胡风通风报信。晚九时以后，到部长陆定一办公室汇报。在汇报时，知道了更多的情况，得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案件，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并指示进行逮捕审查的，并得知公安部人员当时还在胡风家中搜查，已经搜出大批“密信”。当时，自己深信毛主席决定的案件是不会有错的。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过去我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时，曾参加过“抢救运动”和甄别工作。“抢救运动”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就是在毛主席的九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重证据不重口供，等等）和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下得到纠正的。 从胡风多年来保存的大批信件（当时称之为“密信”）及天津、武汉等地搜查到的胡风友人互相通讯的信件，需要一些熟悉文艺界情况和胡风等人的习惯用语及别名等情况的人审阅，于是很快从中宣部机关、作家协会、文化单位及公安部抽调何其芳、刘白羽、袁水拍、张光年、郭小川、黎辛、朱寨、李曙光等同志约十一二人办理此事，并由林默涵组织领导这一工作。6月1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过去发表的第一批、第二批材料用的都是“胡风反党集团”这个名称，这次不仅改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内容也十分惊人。被认为足以给胡风反革命集团定性的一些“密信”公布了，编者按语也十分明确和严厉：“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关系，长期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士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当时我们这些参加审查“胡风集团”的人都知道，这个编者按语是毛主席亲自写的。那时我对毛主席所作的结论是深信不疑的。 不久，中央指定由陆定一、周扬（中央宣传部）、钱瑛（中央监察委员会）、李楚离（中央组织部）、杨奇清（公安部）成立五人小组，由陆定一任组长，负责领导胡风专案的审查工作，并成立办公室，设在公安部的文化保卫局。 进入6月以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工作进一步发展， 中央准备趁势开展全国性的内部肃反运动。由陆定一代中央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于1955年7月1日下达，同时为了适应开展肃反运动的需要，又将中央五人小组扩大为十人小组，组长仍为陆定一，增设副组长一人，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担任；此外，还增加梁国斌（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克林（最高人民法院）、萧华（解放军总政治部）、刘澜涛（中央监察委员会）为十人小组成员。随后即成立中央十人小组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当时的公安部办公厅主任担任，我被派担任副主任，以后又增加公安部的两们干部担任副主任，办公室的地点就设在公安部。 档案证明，胡风是被国民党严密监视、重点打击的左翼人士 我在肃反办公室分工负责联系和了解肃反运动方面的情况，“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专案审查工作另有“专案办公室”负责。我虽然没有参加专案工作，但两个办公室都由陆定一、罗瑞卿统一领导，工作上有一些联系，因而常常听到一些“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审查的进展情况。大约是逮捕胡风后几个月的时间，专案办公室的一位同志说，他曾到南京敌伪档案馆（全国解放后，把侵华日寇和蒋介石国民党及其特务系统未及携走及销毁的、散落在各地的机密档案搜集起来，成立了此馆）查阅了蒋介石国民党及其特务系统的机密档案。结果，非但没有发现胡风与国民党及其特务组织有什么政治上的勾结和组织上的联系，反而证明胡风是国民党严密监视和千方百计打击的左翼文化人士。伪中央宣传部部长、CC系统的特务头子之一的张道藩，一再密令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严格审查和严厉打击胡风出版的刊物，务必迫使它停刊。与此同时，我还听到参加审查材料的一位同志说，审查和摘录胡风集团第三批材料的“密信”工作有片面性，坏的内容就摘引，反之就不摘录，摘录时又采取掐头去尾的办法。因此我对第三批材料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总之，从此我对胡风集团是个与美蒋有密切联系并以反对革命为目标的反革命集团这一结论，产生了动摇。根据当时公布的材料，我的认识是：胡风本人虽然在1925年自动退团，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等机关工作时写过反共文章，这些行为都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仍属于政治历史问题，因不久他就到日本留学去了。在留学期间曾参加日本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反战同盟，以后被日本当局逮捕， 于1933年被驱逐回国，这段历史已有人证明，没有问题（参阅附注一）。 到上海后不久，他就参加了“左联”工作，同鲁迅的关系密切，受到鲁迅的信任。这是人所共知的，有鲁迅当年发表的文章为证。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等地和我党组织及一些领导同志经常保持联系，与周总理也有来往，政治上是反对国民党，拥护我党的政治主张的。全国解放后，他即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工作。说他是与美蒋有密切联系的反革命分子，我思想上实在想不通。至于他在文艺思想上把党向作家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到工农兵生活中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等正确的指导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参阅附注二），当时我认为这是很错误的，但认为这仍旧是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斗争的性质，还不能把他同颠覆我们政权的反革命活动一样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