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日，读到傅光明先生写的《沈从文和萧乾：从师生到陌路》一文，心中愀然不已。两贤40年的挚谊，以生分为终，何等令人惋惜。不过掩卷有思，又添出一些不安，因为文中所述，有些异于我之所知，有些甚至悖于常理，当然更远离沈从文先生的为人风貌。我有缘晤识沈先生，早在40年代就曾得领教益；而于萧乾先生却惜乎无缘直接交往。不过，我对两位先生的钦慕是无所轩轾的。现在，两位先生都离世了。他们的交往史迹已成为一段空白的河流，如今则由傅先生根据一方面的指引来标划这段航程，而且还是凭记忆而录下的斑斑点点，事谊岂得曰平，事实岂得为准。 不久前，我有机会晤见沈先生的家人，我愿藉此机会，就我之闻知，对傅文略加补正。 傅文中，用来勾划沈从文的“激进思想和行为”的例证，一共举了4件。下面不妨依次略析。 第一件是：“1957年反右时，在文联的批斗会上，沈从文发言揭露（萧乾）早在30年代就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萧感到这“太伤人心了”，不过事后又想：“他那样做一定是出于强烈的自保意识”，也就算了。 这段叙述是很像当时的情况的，但是有一个致命的讹误，就是，开批斗会时，沈从文恰巧不在北京，所以“发言揭露”就不可能了。这有清晰的材料可证。1996年2 月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中收录了张兆和1957年8月14 日从北京写给在青岛的沈从文的信，信上说：“明天在大楼开批评萧乾右派言论的大会，我们都去参加。”显然，沈从文是不可能参加在15日召开的人员众多的批判大会了。 一直到8月底，沈从文都在青岛。同书收有沈从文8月26日在青岛写给张兆和的信，信上说：“这里票不易买，可能还只有29日的票。”沈的家人现在已无法记忆沈从青岛回京的确切日期。无论如何，那已是萧乾批斗大会以后半个月的时间了。 8月15日的萧乾批斗会，规模较大，在此以前，应已有所行动， 再拖到月底，就该告一段落了。文联的对象很多，济济多士，不会在萧乾身上翻来覆去地花力气。所以沈从文颇久之后才回京，恐怕已无须安排大会去召他发言了。 傅文说：萧“清楚记得”沈的发言，不过人的记忆有时是会迷误的。说萧早就和美帝勾结，这样的话，早在8月中的批判会等场合， 就已甚嚣尘上了，张兆和的另外的信件中即提及此事，萧当然也会亲耳听到。会不会有“张公吃酒李公醉”的情况呢？可惜两位先生都已不在，找不到互敞心扉，订正误记的机会了。 第二件事，据傅文说，是沈萧两人绝交的主因，而它其实只是关于沈从文生活上的一桩事。就是说，沈从湖北干校回到北京后，1972年，萧乾看到沈因住房问题，“生活很不方便”，主动找朋友去活动，为沈“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惜未办成，“不想”沈“极为不高兴”，写信“指责他多管闲事”。后来，萧又去信解释，沈“硬是不能原谅萧乾”，“两人由此绝交”。这里还引发出一个情节，说是有一天，两人偶然路遇，沈劈头就是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房子的事你少管，我的政治前途你负得了责吗？如是等等。 这段关于沈萧二人失和的主要原因和经过的记录，令人读来纳罕之处不少。 作为矛盾高潮的两人的路遇谈话，恐怕还会有更多的情况可以说说罢，现在只剩下了萧乾传出来的劈头劈脑的那么一句话，或者说是，今天的记述者写下的一句话。这也罢了，问题的实质，使人可以提出几个有关的疑问： 首先，一个朋友的主动帮忙，纵不成功，就会引起这个人的“极为不高兴”和“怪罪”，以至于连这位朋友的一再抱歉解释，都导致本人的“硬是不能原谅”和“绝交”吗？ 其次，友人关于房子问题的主动帮忙，就该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承担责任，就会有损于“我正在申请入党”的目的吗？ 问题的答案，放在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的面前，应当都是否定的。试想，平日的熟人发现了自己的实际困难，主动设法奔走帮忙，总会使自己增加一点喜色而不是怒色吧。纵使这个熟人有点不大惹人喜欢，伸手不打送礼人，一般不会把人骂走吧。至于友人为自己的住房困难向人说项，却会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前途，虽稍有政治常识的人大概都会视为过虑，难道识者皆知其温厚的沈从文却反而因此跳了起来吗？读到这些情况介绍，总使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毋庸讳言，沈萧二人之间，在长期交往中，是互相产生了一些不满的。萧乾方面的不满，傅文已备举事例说明，尽管这些事例分析起来颇滋疑问，其不满情绪是清晰的。在沈从文方面，的确在岁月往还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印象和感受。这种印象和感受，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发生，使沈开始有“他始终是不大妥当一位”的惋叹。这方面的情况，本文不去多谈了。总之，随着这些印象和感受的累积，两人终于逐步生分而分手了。但是，这一分手的主因，却并非如傅文所言，用萧乾的主动帮忙的事实过程和沈从文的渴求入党的心理过程，拼在一起，就构成答案的。整个失和的过程，也未必是如傅文所描绘的，沈几次给萧添加麻烦而萧犯而不校，萧几次向沈主动关怀和道歉而沈不依不饶，去组成一幅这样的画面。傅文说，萧被沈责为“多管闲事”，言外之意似乎是，这是好心未得好报的萧乾获罪于沈从文的唯一罪状。其实，即使沈有此言，那也是沈在更多的事实背景和更复杂的感受下冲口而出的短语，它哪能说明问题的全部实质。 这里就可以再提出一个问题：沈从文从干校回北京后，是在热烈申请入党吗？这个问题很吃紧，因为傅文中正是以这一点来解释导致两人失和的思想动机，来诠释文中为沈从文所下的“激进思想和行动”的政治结论。 唉！这真是一个十分稀奇的说法。 沈从文本是在1971年冬季，由于心脏病、身体浮肿日益显著，从干校被批准回北京治病的。当时是一个怎样的历史年代呢？林彪刚刚折戟沉沙，“四人帮”正日益横冲直撞，并在不到两年后召开的“十大”上，把大批骨干分子塞入中央去，党的正常生活远未恢复，知识分子，包括干校内外的知识分子的受歧视的地位并无多少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干校归来、席未得暖的沈从文会受到什么样的召唤来投袂而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