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胡绳80寿辰时的《自寿铭》：“十五志而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七十八十初知天命”，颇能说明20世纪华文文学的某种变化历程。 “十五志而学”：晚清文学拉开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构建的序幕，但那时西风东渐尚未成大气候，翻译虽已大盛，但借“输入”来求新求变仍囿于传统之内自我改造。1915年，《新青年》的创办，至今仍可视作中国“人的觉醒”时代的启端。在此前后，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努力于以异域新说来探求国家、民族的出路，并将思想启蒙、个性解放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此时的文学也唯西方新说为马首是瞻，广泛摄取，表现出强烈的于求新知中来实现根本性的蜕变的势头。“五四”文化思潮对“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的提倡，使五四新文学多义杂陈，众声喧哗。作家们虽大多以感时忧国的文人自居，但创新求变的文学意识仍有多个层面。 “三十而立”：30年代文学的成熟形态早已被载入各种文学史，但这文学而立之年却是被置于阶级对立而引发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异常激烈的社会环境中。王元化先生在《思考“五四”》（注：载《辞海新知》创刊号。）一文中指出的“五四”时期流行的4种观念， 即庸俗进化观点、激进主义、功利主义、意图伦理，跟此时社会环境所容纳的文化气氛非常吻合，这使得此时作家对自己的身份、自己所从事文学的性质等的认定泾渭分明。许多作家在创作日趋圆熟之时，政治上的皈依也日益鲜明。恰如巴金当时所言的：“固然人说生活是短暂的，艺术是长久的，但我却始终相信着一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那个东西迷住了我。为了它我甘愿舍弃艺术，舍弃文学生活，而没有一点留恋。”（注：巴金《我的写作生活回顾》。）巴金30年代并未加入左翼作家阵营，但他也宁愿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舍弃艺术。革命是构建现代性的最高形式，30年代的文学正是在革命文学运动中变得健壮，但自身独立的目的也开始变得模糊。 30年代，中国大陆新文学的辐射影响机制已形成并得到充分运作。“五四”新文学对台湾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都存在着时差，而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文艺大众化主张等对外产生了“即时效应”，台湾、东南亚等地区新文学同步呼应中国文学的格局在此时完全形成，一直延续到1937年至1941年间。 “四十而惑”：40年代华文文学“惑而分流”的态势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战争文化环境对作家创作心理的重大影响，战争之后中国大陆政治格局、社会体制的根本性变化，使“尊群体而斥个性，重功利而轻审美，扬理念而抑性情”（谢冕语）的价值取向完全主宰了文学，作家在虔诚的皈依中产生了重重困惑。同时，战争大大削弱了大陆文学对台湾地区、海外华人社会文学的影响。之后，海峡两岸的政治对峙逼使台湾文学进入自行其是的生存轨道。而中国政府对“双重国籍”不予承认的政策也迫使海外华侨社会仓促向华人社会过渡，海外华文文学脱出跟中国文学呼应的格局，而立足于居住国本土创作资源的开掘。在跟母体文化的联系削弱，乃至一度割断的情况下，作家们对自身身份的确认产生了种种认同危机。有一首诗《填表》令人心酸且心凉地抒写了在异国填写身份表格时的心情：表格“好像迷宫／难以着手”，而“我借助残黄风湿的资料／战战兢兢地逐项攀爬”，“末了／还逼我表白／肯定了四五十年的身份／我最不甘心／缩半截才塞进去的那一栏”。此诗的作者艾文是个出生于马来亚的华人，赤道异域生活了半个世纪，他依旧无法摆脱难以定位的矛盾心境。台湾文学中此时激荡相生的中国情结和台湾本土意识的矛盾，也集中反映了台湾文学定位自身的曲折艰难。 “七十八十初知天命”：70年代以来，各地区华文文学在文化中国的层面上出现整合趋势。1982年，中国大陆召开第一届台湾文学国际研讨会，后延伸成“台湾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1992年又定名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1999年召开了第十届会议，大规模而又持久地展开了跟其他地区华文文学的双向对话。几乎同时，台湾文学界也快速拓展着同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的联系，协助成立了各大洲的华文作家组织，并先后召开了3届世界华文作家代表大会。 “内在中国”视域明显化解着各地区华文文学间原先的阻隔。 “初知天命”对于华文文学而言，应指自身定位的初步完成，其含义大致有两层，一是不要被政治、经济等属性遮没，而保持文学作为人类通过情感性想象去感悟生命之美的方式的独立品格，二是指不要被别种强势文化淹没，而保持自己族裔的、乡土的文学特性。这中间包含着作家个体角色的定位，但也有着不同地区华文文学整体角色的定位。七八十年代以来，正是由于各地区华文文学角色定位的适得其所，世界格局中的华文文学重新在各守其所、互相呼应中呈现旺盛之势。 在上述极简略的历史回顾中，浮现出了整合20世纪华文文学的一种文化视角，即从作家自我的文化身份和各地区华文文学的文化属性的变动不居上去构建一个开放意义上的华文文学生存体系。也许恰恰是变动性孕蓄着20世纪华文文学的生命活力。 “人类是不能离开身份生活的。”（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18页。）对自身身份的寻求和确认，是人类主体性的表现。但这种主体性理论在70年代以来也遭到了主体消解论的挑战。同时，一些只关注精神层面而忽视了从肉体（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性上来把握主体性的看法遭到质疑。这大致构成了20世纪华文文学文化身份定位的理论背景。 20世纪华文文学的文化定位一直徘徊于一种身份的确认和几种身份的适应之间。而在20世纪华文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种种因素，影响、促使着作家确认明晰、单一的群体归属。五四时期，社团蜂起，流派纷出，外来文化影响上各自沟通于欧美文化、苏俄文化、东亚文化，文学趣味上或张扬知识精英旗帜，或沉潜自由平民意识，或走向民间大众文化。（注：此种分类可参阅杨洪承《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版。但杨著分类是就整个现代文学时期而言，本文的表述有所不同。）各群体的文化成规本来就迥然相异（自然也不排斥相通相合之处），又整体分化于新和旧、改革和保守、传统和现代的对峙中，所以虽也有作家或迎合、奔走于不同群体之间或从一种文化成规转向另一种文化成规，但大多数作家的群体归属是较为明确的。之后，以文学社团为基础的群体生存空间逐渐缩小，代之以政治分野为主的组织、派别。上海、北平的情况自不必说，即以台湾文学而言，三四十年代也是以台湾艺术研究会（1931）、台湾文艺协会（1933）、台湾文艺联盟（1934）、台湾文艺家协会（1940）、 台湾文学奉公会（1943 ）等较为统一的组织（其中大多政治倾向明显）代替了原先散落零乱的社团。再后，纯然民间性的文学社团几乎不复存在，附属政府机构或官方赞助支持的“群众团体”成为作家唯一可选择的群体归属，如50年代台湾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1950）、中国青年写作协会（1953）、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1955）、中国文艺界联谊会（1957）等都是某一方面大一统的组织，这种明晰、单一的群体归属必然使得作家的角色被确定得划一无误，也使得真正的创作成为一种压抑机制下的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