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作家群中，迟子建的创作是别具一格、卓尔不群的。她从带着“北极村童话”踏进文坛之日起，就一直徜徉在无限宽广、无所不包的民间生活的河流中，深情地注视“北国一片苍茫”的故乡大地和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底层民众，以悲悯的情怀观照着被主流意识形态视角所遮蔽、被混沌的历史时间之流所湮没的民间生活。迟子建将自身融入独具情韵的乡土风情之中，畅饮着故乡的“天河之水”，大兴安岭辽阔的森林原野，醇厚的风土人情，底层民众朴素而简单的生活，涤荡了她心中的抑郁与悲哀，给她忧伤的心灵以无限的抚慰。迟子建以平等的、甚至是谦卑的目光打量活泼生动的乡土世界。不论是对童年和少年生活的追忆和纪念，还是对历史情景和现实生活的怀想和描摹，迟子建都是站在民间立场给予无限的同情理解，而不是凌驾于世界之上的批判，因而迟子建的乡土小说打破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意志对乡村民间世界的书写，给世界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使中国乡土文学具有了形态丰富的可能性。 1 迟子建的小说可以说是异彩纷呈，自然随意，有的简单朴实，有的则充满着瑰丽的梦幻色彩，但不管是何种风格的小说，其文本之上总是笼罩着一层宁静的人性之光，宁静成为迟子建小说一个醒目的美学特征。综观迟子建的小说，很显然，大都不能划入喜剧之列，但也算不上大悲剧，尽管里面也有小梳妆与付子玉之间令人哀婉不已的爱性故事（《秧歌》），有“妻妾成群”式旧式女子间的明争暗斗（《旧时代的磨房》），有马六九悲壮慷慨的抗日义举（《香坊》），有惊心动魄的预谋杀人（《月光下的革命》）等，但这种具有戏剧性的非常态的行为和举止，都在作家舒缓温馨的叙述中化入日常生活之流中，成为生命状态和人性内蕴的自然流露。这里既有人性的优点，也有人性的缺点，对此迟子建既没有激昂讴歌和热烈的颂扬，也不做痛切地暴露和辛辣的嘲讽，迟子建小说充分表达了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传达了作家对民间生活伦理道德和生活原则的体察。发了疯的母亲给美奴带来无限的痛苦和耻辱，也增加了她生存的艰辛，于是在一个夜晚，美奴将母亲推入了江中（《岸上的美奴》）；独自艰难地拉扯着八个儿子的郭富仁，清明时节带着孩子给妻子上坟，在墓地他与前来为丈夫上坟的老寡妇徐慢慢结下了秦晋之好（《东窗》）。这些看似违背常理的举止，其实渗透着温暖的人性，体现了人类的现实关怀。 当然这种宁静温和的人性光芒不仅体现在作家对待故乡人民生活态度和生存处境的理解与关心上，也表现在作品中的人物对大自然的理解与呵护上。在迟子建笔下，那铺天盖地的冬雪，连绵不绝的秋雨，春日泥泞不堪的街道，都具有神性和灵性，那些个人命运与自然环境相互依存的底层人民，对田野河流，对一草一木，对被自己驯养并使用的牛马狗羊，甚至是伤害人类的黑熊都怀有无限的爱意。弱智儿宝坠儿住在牛栏，日夜与牛儿交谈，牛儿对他的亲热和关心感动着孩子冥顽的心（《雾月牛栏》）；孤苦的洗衣婆怕落在她枕头边的落叶会寂寞，就趁着月光明亮地照耀着路面的时辰，将落叶送回原来的路上，不料回来时，她又在身上发现了一只虫子，便再次走出房门，将虫子放到了巷子里（《秧歌》）。在偏僻的乡野，被文明遗忘的世界里，这种人对自然万物的体谅与尊重，却向人们呈现了一种更具有现代性和前卫性的人与自然的共存关系，体现了人类对个体生命存在价值更普泛的尊重。这种对人间万物极富人性的理解，使迟子建的小说呈现了空灵而又朴素的宁静之美。 2 在宁静的人性之光的烛照下，迟子建的小说拥有了非常纯净的品质，但是纯净并不等同于单调或单一。迟子建为人们构造的不是童话般的世外桃源，而是充满辛酸与艰辛的中国乡土世界，在宁静悠远的小说文本背后潜伏着深深的忧郁。作为一个敏感、早熟，而又极富想像力的作家，迟子建不会漠视生活中的苦难，忽略弥漫与世界每个黑暗角落里的人性的痛苦，于是生活的阴影不时出现在文本之中，间离着人们对童话世界的接受。贫苦的农民不堪生活的重负，将最小的儿子送给了城里人，而年幼的女儿因思念弟弟抑郁成疾，最后夭折（《原野上的羊群》）；热情开朗、富有活力的卡佳，为防止鱼的腐烂，只身上山背冰，丧命于黑熊的掌下（《白银那》）；勤勉能干的安乐死于瓦斯爆炸，她的父亲却又把弟弟送进矿上做工作（《从山上到山下的革命》）。在这里，迟子建如实地叙述了底层民众生的悲哀与死的无奈，写出了无情的生存现实对人性的摧残以及对人的尊严的污辱。 “写作是敞开自身的方式，是把自己交托给时间和命运的方式，随波逐流，欣喜和黯淡并存，写作把作家自身、虚构的世界和现实联系为一体。”（注：汪晖：《我能否相信自己·序》，风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我们也注意到迟子建在构造她的文学世界，也就是向世界敞开自己的时候，往往不正面展现自己内心世界的挣扎和心灵的哀鸣，而是通过对故乡山川风情和底层民众朴素生活的书写来缓解自己与现实的紧张和对立，因而小说文本本身大多显得晶莹透明。迟子建在回忆《原始风景》的创作过程时写道：“残春之际，我只身来到西安，本想在爱情中使焦虑的精神变得滋润，使雨露能温柔地打消我对青春和生命等等的怀疑。结果我发现回到那里我的心变得更为狼狈，世界以前所未有的喧闹向我敏感的精神世界宣战。就在这时，我躲在医院顶楼的一间小屋时，流着臭烘烘的热汗开始了《原始风景》的写作。……我徜徉于家中青绿滴翠的菜园，听着左邻右舍为着朴素的生计而辛劳的故事，觉得信心和生命又变得坚定和可爱起来。”（注：迟子建：《秧歌·自序》，《迟子建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这一创作过程的披露，昭示了迟子建小说创作的内在动因。迟子建无比热爱故乡的山水风物和劳作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在文学世界里倾情讲述这个与她的生命相维系的故乡家园，但是迟子建并没有把故乡书写成田园牧歌，相反她的发自生命深处的低回隽永的吟唱里传达的却是一种凄美的挽歌情调。迟子建曾这样表述过她对大自然的认识：“大自然使我觉得它们是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事物，使我觉得它们也有呼吸，我对他们敬畏又热爱，所以是不由自主地抒写它们，其实我在作品中对大自然并不是‘纵情地讴歌赞美’，相反，我往往把它处理成一种挽歌，因为大自然带给人的伤感，同它带给人的力量一样多。”（注：文能、迟子建：《畅饮“天河之水”》，《花城》，1998（1）。 ）同样的认知也体现在对底层民众生活的审视与感悟上。另外，迟子建小说大多以童年的追忆怀想和虚拟的梦境的形式出现，这种形式本身就昭示了现实的匮乏，因而“写作就成为一种挽留的行为”，成为对自由的渴望，同时也构成对世界的抗争与审视，只不过这种抗争采取了更为柔韧而隐蔽的文本形式。于是，这位山水行吟者孤独的歌唱，就事关人类生存的拯救，事关生命的延续这一亘古永存的文学大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