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张梅：你的小说里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味道，这很特别，这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想起要这样写？听了这话，张梅似乎有点吃惊：我的小说有超现实主义？我怎么不知道？ 对张梅的回答我并不太奇怪。有不少作家都是这样的，他们迷恋写作如同探险家迷上了探险，尽管伴随着探险免不了会有种种和探险无关的啰嗦和纠缠，免不了会有种种以探险为名却实际上要你偏离探险的诱惑，但探险的冲动最后还是压倒了一切，让他们一如飞蛾扑火一般向目标扑去，至于结果会如何？他们并不很清楚，也没法儿把握。不过，这样傻气的作家今天已经不多了，因为如同探险本身如今已经成了实现金钱效益的商业行为，写作也被织入了追求“经济效益”的历史过程之中。飞蛾们已看不清那迷人的灯火在何方，他们面对的是一张金光闪闪的大网，投身于上的每一个飞虫都在似真似幻地发出片片光彩，有如霓虹。 如果不留心，《破碎的激情》（以下简称《破碎》）这个长篇小说中的超现实主义因素并不能一眼就看清楚。在张梅的叙述中，它们不是以形成整个小说的结构框架的形式出现的，相反，它们是零散的，断断续续的，像一群散兵游勇，随随意意地出入在人物、情节、细节、景物描写等层面里，不仅使小说有了一种诗意，给叙述带来一种抒情散文的格调，而且还使故事获得一种梦一样的气质。这使我在阅读中，时常想起孙甘露的小说《访问梦境》。我至今记得第一次阅读这篇小说时的那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迷离恍惚的感觉。十几年过去了，这种感觉并没有随着岁月流逝，每忆起仍然新鲜如昨。但是拿《破碎》与《访问梦境》相比，两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在孙甘露那里，超现实主义是小说叙述的主要技术和框架，这主要表现在《访问梦境》里不仅没有故事，没有情节，而且没有具体的社会环境，没有时代特征，有的只是惟有汉语（应该强调，是现代汉语）才能营造出的种种华丽的意象，正是这繁密华丽的意象激流构成了一个虚幻的梦境，这梦境引诱每一个迷恋语言魅力的读者去访问它。《破碎》则不同，张梅无意讲一个超越具体时空，没有具体社会环境的梦幻故事。这部长篇小说不仅有人物和情节，还有具体环境：广州，有具体时间——八十至九十年代。但是，几乎小说中的一切叙述因素都被巧妙也可以说是微妙地偏离了现实，如果有足够的耐心（“快餐文化”迅速兴起并建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之后，没有耐心是当今阅读的最显著的特征），读者在表面上相当“写实”的故事中，不仅时时能够发现一些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事情，而且还能与种种奇迹甚至是神迹相遇。对于喜爱阅读的人，特别是喜欢在阅读中有奇遇的人来说，这恐怕是一种难得的愉快经验：你本来是到一条相当熟悉的小路去散步，不料意外地在路边看到一些奇花异草，虽然稀稀落落，可是它们一下子使这小路变得可爱而且陌生。 在《破碎》中展开的故事可以说是平淡无奇。故事里的一群主要人物都在八十年代有过一段激情迸发的浪漫经历，并由于都自认为是一些“不屑于陈腐而追求真理的人”，他们聚会，念诗，唱《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谈恋爱，办杂志，“痛恨市民的庸俗和无理想”，为“开拓思维”“吵得天翻地覆”，立志要成为“社会的前驱”。但是很快（小说并没有指出确切时间，似乎是八十年代末），这伙人的“教父”圣德， 在一天的傍晚看到两群十三岁左右的女孩子告别时互相挥手叫“byebye”之后，立刻认识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他随即宣布：“新一代以他们全新的感受方式，正绕过我们至今还未完成的裂变去拥抱新世界”，“他们将比我们快二十倍地掌握打开这个新世界的金钥匙”。鉴于“他们今后都将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圣德发问：“我们这些长期以来习惯于文字游戏，自以为探索灵魂的人的出路在哪里？”他的回答很干脆：“我们必须更新自己，重新入世。”《破碎》的主要篇幅都是以圣德为“教父”的这个群体，在九十年代怎样“更新自己，重新入世”的一幅幅图景。这些图景构成了我们并不陌生的一卷当代生活风俗画：美容院、公关小姐比赛、到处行骗的气功大师、由于仅仅用了“秋天落叶”这样一个怪笔名就红起来的女作家、渴望过做贵妇人的女老板、挤满了“大大小小寄生虫”的桑那浴室、为“一夜偷欢”而努力积攒激情又屡屡失落的男男女女。这真有意思，昨天还在“痛恨市民的庸俗和无理想”的圣德们，此时已经成为“一个个有钱有闲”地隐没于这画卷中的主人公。这当然充满了讽刺意味。从一定意义上，张梅的这部长篇小说，也真的可以当做讽刺小说来读，只是张梅的讽刺很少表露在修辞层面上，而是像一个淡淡的影子，无时无刻不跟在几位主人公身后。例如，小说描写在九十年代“更新”了自己的圣德（他此时不仅当选为广州十大杰出青年，而且成了腰缠万贯的青年企业家，广州市蓝箭公关学会的会长）走进一个桑那浴室时，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个身穿西服打着黑领带的年轻侍者把他带到房间后，彬彬有礼地说了一句：先生请慢用。这句话让圣德陶陶然，“他很喜欢年轻男人说的‘慢用’这个词。他想，要是我是他的老板，我会给他加工资”。联想到这人在八十年代曾是无数“追求先进思想”的青年的“教父”，他住的那间破旧的铁皮屋曾被他的崇拜者视为“圣殿”，这个细节的讽刺其实是很辛辣的。由于圣德们在九十年代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八十年代的信仰追求之间的巨大反差无时不在，我们在阅读《破碎》的过程中，时时可以和这种不动声色的讽刺狭路相逢。而且，对一个细心的读者来说，特别是对一个敏锐的批评家来说，在与这样的讽刺反复相遇之后，他不能不认真考虑这讽刺所指向的历史和现实内容，不能不把这讽刺和在八九十年代发生的一个事实联系起来：不是在小说里，而是在现实里，为数相当不少的一批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当中转换了身份，成功地变成了企业家、老板、大腕儿、百万或千万富翁，这些人中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是当年“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本来，这一转换早已得到社会的认可，人们认为这是很自然的，无可非议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结果，这有什么可说的？但是阅读《破碎》却使我们突然看到这个司空见惯的事情的另一方面。我们不禁要回想八十年代的许多往事，回想往日的那种种激情，以及那激情在当时所指向的目标，同时还不禁要拿这些和今日相比，特别是和那些昔日为“追求真理”、探索“新观念”而激动，今天已经是大腕儿、老板的人相比，我们不能不想到这里有什么东西不对头，这里有某种讽刺。当年成为思想界“前驱”的人们，他们曾想到日后他们会变成企业家和老板吗？他们曾把这些东西当做自己的奋斗目标吗？或者预见到他们昔日的激情一定会逻辑地导致今天的结果？我觉得事情不是如此。那么，今天这样的情势又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是引出这样的历史讽刺的动力？又是什么原因使人们根本看不见这一历史的讽刺？感谢张梅，是她的《破碎》迫使我们重新面对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