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坛上有那么两位作家，研究者对他们都表达过这种揣测：刘恒（更有余华）受到过什么磨折与伤害，以至于他们把人生的阴暗或是苦难写到这般极致化？孙郁就说：“……刘恒或许受到了什么伤害，他对人的潜意识的描写，有时大胆到人们无法忍受的地步。”他感叹说：“刘恒却看到与生俱来的生命的困惑，在另一方面，又接近于鲁迅，那种对人生的无情的剖示，和鲁迅的反省一样森冷到让人战粟的程度。残酷，残酷，还是残酷，刘恒把笔下的人物，都赶到了那片洪荒的沙漠上。”（注：见孙郁《刘恒和他的文化隐喻》，载《当代作家评论》94.3.） 将刘恒的透入骨髓的洞察力和冷静的距离感与鲁迅作比，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自己就最爱读鲁迅。不过鲁迅的爱憎还常溢于字里行间，刘恒则始终与对象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一面是无边的苦海，一面是冰冷的叙述者。正是这种距离感，才使他的作品越发变得冷酷、残忍、惨烈，以至令人窒息。 刘恒的小说大概可分为农村题材和城市生活两类，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正是上面提到的自然主义风格的作品。前一类作品侧重于人的外部基本的生存，可以两个字“食色”概括之，其中《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可说是达到了写生存本相的极致；后一类以《白涡》、《虚证》为代表，侧重于人内在的心理真实，借鉴法国自然主义派代表人物之一的于斯曼的说法，是一种“精神的自然主义”（注：参见利里安·R ·福斯特《自然主义》P36.）。弗斯特称它为经典自然主义的“叛离”（注：见于左拉《论小说》一文，载柳鸣九编《自然主义》，P503.），为什么不能看成是发展呢？关于这个问题须作些说明。 对于刘恒的前一类写人的食色本能的作品，其自然主义特色不辨即明，也有研究者对它们作过分析。而《白涡》的心理抒写与分析成分较重，有人对它是否自然主义之作心存疑虑。所以我们借用于斯曼“精神的自然主义”这个概念，正象有人称某类意识流小说为“心理现实主义”一样。这样称也不违背自然主义始创者的原意，因为自然主义的核心不过是大胆、真实、客观、准确地摹写自然，自然既指外在的社会现实，也指内在的生理与心理现实。于斯曼既称之为“自然主义”，不过是加了“精神”这一修饰语，而没有改称为别的什么主义（如现实主义），就可见他自己并没想“叛离”自然主义，而意在发展与丰富，所以他说：“人们必然坚持走左拉大胆闯出的路，但也需要在天空中建设一条平行的路，一条伴行道，通向远方的事物，那就是说，创造一种精神上的自然主义。”（注：见于左拉《论小说》一文，载柳鸣九编《自然主义》，P503.）其实，如果全面一些看左拉的文学主张， 把大胆真实的心理描写与分析看作自然主义并不违背他的本意，那种以为左拉要求象做科学实验一样只能如实记录观察（而不是体察）结果的看法实在是对左拉的误会。且不说他本人的文学实践，我们来看他在《论小说》一文中论述“真实感”（这才是自然主义的生命所在）的情形。他认为“小说家最高的品格就是真实感”，并以此来排斥“想象”（当然这不免偏颇），盛赞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观察力和分析力”，推崇福楼拜和龚吉尔兄弟，认为“他们的才华不在于他们有想象，而在于他们强有力地表现了自然”。他所谓“想象”也不同于我们今天理解的“想象”，而近于“幻想”，所以他举的想象的例子是几位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大仲马、欧仁·苏、乔治·桑。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司汤达的分析力的推崇，在我们看来，司汤达的《红与黑》简直有一半的篇幅在作心理分析（远远大于《白涡》中心理分析的比例），而左拉最看重的就是这个“分析”：“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要比《红与黑》中对于德·瑞拉夫人的爱情分析更为惊人。”（注：见于左拉《论小说》一文，载柳鸣九编《自然主义》，P503.） 我们之起用“精神的自然主义”这一概念，还因为时代在发展，文学也在发展，在现代科学、哲学、心理学日趋发达的今天，在人对自身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文学更加关注内在世界而大量内向转的情形下，有生命力的批评术语也需要丰富和发展。而且，之所以用“精神的自然主义”来看《白涡》这样的小说，也是因为它显然不同于注重内心情感愿望抒发的浪漫主义，也不同于那种对内部世界尤其潜意识世界以一种变形夸张表现出来的主义，而是一种原生态的常人精神世界，给人以强烈的似真性，是一种精神的写实。而且这类作品除了这部分内心世界的内容，另外很大的部分也写了人物的俗世活动，并且关注的是前一类作品共同的问题，也即是历来中外自然主义小说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即性。用刘恒自己的话说是“写性本身给人造成的困境”（注：见《中国作家梦》刘恒部分.）。下面先看前一类表现生存本能的作品。 陈思和说：“生存意识与自然主义文学有相似之处，表现为从对人的生理因素而发展为对人的动物性的强调，由性意识进入到对生命繁衍即生殖的歌颂。自然主义作家从不讳避性意识所具含的人类文化心理的一面，他们把生殖看作生命的赞歌。这早有左拉的《生之快乐》和《繁殖》为证。生殖是动物最自然的本性，非人类所专有，但唯有人能从生殖繁衍过程中感悟到生命的升华和永恒，甚至含有社会的意义。”接着他说：“这一特征在当代小说中最集中地表现在刘恒的小说里。”（注：见陈思和《自然主义与生存意识——对新写实小说的一个解释》一文，载《钟山》90,4.）《狗日的粮食》是刘恒也是新时期小说中最为典型的一个自然主义小说范本，可以说是一切特征兼备：“一、还原生活本相，在艺术创作中提供一个现实生活的纯态事实；二、不回避现实生活中凡俗场景的描写，用艺术画面展出大量污卑，肮脏，不堪入目但闪烁着血灿灿真实光焰的细节，三、用科学主义的写作态度，也即是“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注：见陈思和《自然主义与生存意识——对新写实小说的一个解释》一文，载《钟山》90,4.）（注：见孙郁《刘恒和他的文化隐喻》，载《当代作家评论》94,3.）， 这是陈思和为“新写实”小说特征作的总结，可也恰恰是自然主义小说的主要特征。刘恒不是最早开始自然主义小说的写作，在他之前已有了阿城和莫言的探索（不过他二人还时有浪漫主义情结，如阿城的《遍地风流》和莫言的《红高梁》）更有了王安忆的基本成熟的自然主义小说《好姆妈、谢家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和《小城之恋》。可王安忆女性的审美眼光还不允许她过多停留在污浊、丑陋之上，也不允许她过分藏起她敏感的内心，即使是她通过遗传探索人天性之恶的《好姆妈……》也不乏温馨，《小城之恋》和紧跟着的其他“二恋”甚至后来那篇号称“中国之《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惊世骇俗的《岗上的世纪》更不乏美好，尤其稍后的这部《岗上的世纪》简直可说是一部奇异作品，它一方面让你充分感到那种自然主义大胆真实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让你感到某种与自然主义格格不入的浪漫质素。而自然主义这个敏锐的家伙眼中从来揉不进沙子，总易从人世间看出丑恶、难堪、凡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刘恒的〈日的粮食〉虽然不是出现最早却是最成熟的自然主义小说，虽然这样的小说往往真实得让你难受（是极端的真实），你也更愿看王安忆那样真实（并不绝对真实）而又让你难受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