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在《张爱玲传》中写道：“《传奇》中姚先生的家、川嫦的房间等等，作为故事展开的具体环境单个地看，并没有什么超出特定地点、场所的意义，然而他们与《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金锁记》中的姜公馆，《茉莉香片》中的传庆家，《留情》中杨太太的府第等等，由于一个内在的相似性，在读者的心目中相互重叠，发生关联，构成一个独特世界时，每一个具体环境就在作者统一的命题下获得超越自身的新的意义（一个场景如果重复出现，它就可能变成一种象征）……它们内在的相似性，——都是没落的旧式家庭，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同样灰暗的色调，同样腐烂的令人窒息的气味——又使人们可以将他们当作同一个来看待。”（注：余斌：《张爱玲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102页。）的确， 张爱玲的小说有比较明显的旧式封建大家庭日渐式微的模式。在这种旧式家庭和旧的文化中，父辈不自觉的沉沦，子辈受到疯狂的摧残和残害，家族走向崩溃的边缘。如果说近代中国旧的封建文化由于时代的冲击慢慢走向衰落，那么张爱玲则用艺术形象解构封建大家庭内核的腐败，揭示出家族这个古老悠悠的命脉是如何在衰落中分崩离析，并艰难而必然地走向解体。 “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结构，家族制度的政治化是中国社会制度的根本，“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家族政治的兴衰史”（注：李军：《“家”的寓言》，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从张爱玲所描写的家族生活中，也许我们还可以窥探到上海这座近代最辉煌、最特殊的城市，如何由一种态势的衰落达到另一种态势的兴起。我们以张爱玲的部分中短篇小说为例来分析张爱玲所构筑的家族谱系。 “祖”的缺席 我们先来看看“祖”在张爱玲小说中的形象。在《花凋》、《茉莉香片》中祖父祖母处于缺席位置，《金锁记》、《倾城之恋》中的老太太，虽仍掌握着代表权力的钥匙，但父辈和孙辈在她们面前貌似尊重，背后却各行其是。在白公馆，他们的争吵根本就不避嫌，二楼的老太太听得一清二楚。当流苏求救于她的时候，她无言以对。只有在卖家当为子孙补贴时，“祖”才暂时恢复权威地位。“‘祖’既指‘父之父’也，又意味着男根的象形。它处在宗法社会中家族血缘和政治体制交叉合一的顶端位置上。因此，‘祖便成为以男性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与文化象征秩序的根本能指’”（注：李军：《“家”的寓言》，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张爱玲小说中“祖”的形象的失落，有着双重含义。首先，她的作品中的旧式大家庭是逃往租界避难的。一个“逃”字本身便意味着某种断裂和接受，地理环境的变迁往往导致文化上的断裂。他们所依赖的土地及宗法统治等等都在“逃”中被削弱以至于剥夺。没有了祠堂、宗庙，没有了祖先的象征，也就没有了使他们心闲气定、骄傲自大的根。这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次大扬弃。另外，他们的接受场地是租界，是中西文化交融最快、最繁荣，各种新生事物也最多的大上海，这样，“祖”这一辈只有完全隐在历史的背后，遭受着被遗弃的痛苦。《茉莉香片》中传庆家的网球场，“很少有机会腾出打网球。多半是晾满衣裳，天暖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煮鸦片烟”（注：文章中张爱玲小说原文均引自于青、金宏主编：《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网球场”作为新的现代秩序的象征符号和“鸦片”作为旧秩序的延续，这种对比本身已意味着“祖”场的丧失。煮鸦片这一行为符号的日渐式微标志着“祖”在此中只是做绝望的挣扎。尽管如此，“祖”却并没有也不可能很快退出历史舞台。“它所意指的源远流长的文化的象征秩序”仍旧牢牢统治着作为“父”的人。 父权的衰落 “父”的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最为鲜活，也最具有象征意义。这里的“父”几乎全是猥琐、软弱无力、虚张声势而又残暴无比、荒淫可笑，依靠祖上产业过生活的男子，如《花凋》中的郑先生，《金锁记》中的姜季泽，《倾城之恋》中的三爷四爷，《茉莉香片》中的传庆之父等。这些父／长子们有一种共同的焦虑：去势危机。他们被这种无法驱除的危机感所笼罩，带着末世的悲哀和狂热挣扎在日渐衰落的大家庭中。 A.惶恐虚弱的父 处在历史转型期的近代中国，家庭结构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反复指出，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宗法制乡土中国在旧的时代面前会逐渐变异。父权的衰落，父辈的不堪一击，从更深层次上讲，反映了旧文化秩序的衰落。由于逃难（也许这只是其中一个契机），旧的安逸的生存环境突然断裂，他们在新的环境下无所适从，从前安如磐石的经济地位也有所动摇，但他们仍无法舍弃旧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已经化作血液融入到他们腐朽的灵魂中。他们吸鸦片，吟唱亡国诗句，讨姨太太，打麻将，维持旧日排扬。“郑先生自从民国纪元起就没有长过岁数……”（《花凋》），这深刻揭示出郑先生之类的遗老们对于社会环境的变化的拒斥。各种恶之花、文明之花一齐开放的十里洋场，对于他们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怪物”，并以庞大的咄咄逼人的力量压迫着他们。“父”们被挤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这无疑增加了他们内心的惶恐和虚弱之势。《创世纪》中的匡家父亲终日在绞尽脑汁思考怎样向母亲讨得零花钱，这是他惟一能取得的胜利，他的精力在这种琐碎的压迫中丧失殆尽；郑公馆的郑先生是哄骗太太私房钱的能手，希望嫁出女儿换得自己仕途的发展，结果却适得其反。《多少恨》中的虞老先生赤裸裸地把女儿当作换钱的工具，这些“父”们并非天生如此，如果他们的处境仍然像往日一样优裕，他们会维持自己慈爱宽厚潇洒的形象，然而，体面的重要性远远胜过女儿们的幸福。因此，当他们落难时，就毫不留情地抛出女儿。他们所维护的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的旧文化和寓于其中的个人的“体面”，却在新文明冲击下不堪一击。“父”们处于惶恐不安之中，这是逃难中的“父”的必然命运。《金锁记》中患“软骨症”的姜家二爷如阴影伴随着七巧的一生，“这块丧失了行动机能，仅残留着繁殖功能的‘没有生命的肉体’隐喻着政治上去势的清朝遗臣姜家——在政治舞台上失去权力”（注：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张爱玲的文学》，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 106页。），父们依靠权力所获得的遗产、金钱苟延残喘，如同一堆没有骨头正在腐烂的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