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是一个庞大的几乎是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他对各种具体文学问题的看法，都可以从中找到最终的依据。但茅盾一开始显然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外来理论的信奉者，他是从以左拉和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旧现实主义”传统进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的，这一事实提醒我们，茅盾后来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很可能与另外一部分同样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信奉者在理论立场上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分歧，由于后者的思想谱系和理论资源中所杂揉着的欧洲近代浪漫主义和苏联文学中以政治说教及激情渲泻为核心的所谓革命乐观主义的含混血统，再加上从30年代，尤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某种历史文化语境的改变和意识形态观念的调整，曾经一度是非常稳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文学话语体系内部开始出现了分裂，而这一理论早在30年代就已基本确立的合理性也不断面临严峻的挑战。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坚定信仰者的茅盾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常常意识到这种分裂和挑战所隐含着的思想压力，以至于当他感到这种压力使他难以抗拒的时候，他不得不尽可能在原则上不放弃自己所珍爱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前提下，来修改自己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这种情况的确令他非常尴尬，但他最终还是这么做了，结果，他对许多具体文学问题本来是一以贯之的看法，都因此而显现出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至少从1958年开始直到1966年这段时间里，茅盾在理论上陷入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而这段时间里，也恰好是中国当代文学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开始急遽转型的时期，考虑到这两个时期的重叠和同步，我们认为，分析一下茅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的形成以及他在建国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关“定义”的修改和基本观念的调整，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中国主流文学中一种新型话语模式的生成将是有益的。 一 茅盾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基本上是一套有关叙事的理论，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一个作家如何在某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来有效地组织他所掌握的材料，并根据意识形态的需要来客观而真实地再现历史运动和社会进程的问题。为了建立这样一种叙事理论，“历史”这一范畴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时代性”概念得到了茅盾的高度重视，他几乎认定，一部叙述性作品的成败，从根本上取决于它“有无时代性”，而所谓“时代性”，茅盾认为：“在表现了时代空气而外，还应该有两个要义：一是时代给予人们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活动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换言之，即是怎样催促历史进入新时代，再换一句话说，即是怎样地由于人们的集团的活力而及早实现了历史的必然。在这样的意识下，方是现代的新写实派文学所要表现的时代性”（注：茅盾《读〈倪焕之〉》（1929 年）。 《茅盾全集》第十九卷第209—2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很显然，在茅盾看来，新写实主义笔下的历史，从来就不表现为一种凝固不变的客观状态，它在通常情况下只能理解为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一种运动形式，以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对这一运动的积极参与。这种运动形式可以通过一种叫做“时间”的因素而进入人的思维活动之中，时间的推移，事实上就是历史运动的形式化和具体化，也就是所谓“时代性”。一方面，人们通过对时间的体验而进入历史，比如人可以借助于一种进化的时间观念来把历史划分成过去、现在和将来等若干个相互关联的单元，并在现实的体验中对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作出一种整体性的把握。考虑到历史时间的不间断性和难以割裂的内在延续性，茅盾提醒人们：“文学家的任务不仅在于分析现实，描写现实，而尤重在于分析现实中指示未来的途径。”（注：茅盾《我们必须创造的文学作品》（1932年）。《茅盾全集》第十九卷第3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但是另一方面， 由于时间总是以一种线性的方式从过去经由现在而指向未来，其不可逆的特点又预示着历史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所以，茅盾又强调，尽管人们总是渴望提前支取未来的幸福，但“真正的勇者是敢于凝视现实的，是从现实的丑恶中体认出将来的必然，是并没有把它当作预约券后始信赖”（注：茅盾《写在〈野蔷薇〉》的前面》（1929年）。《茅盾谈创作》第7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一个作家只有以发展的眼光来真实地揭示现实生活的内在规律，“透视过现实的丑恶而自己认识人类伟大的将来”（注：茅盾《写在〈野蔷薇〉》的前面》（1929年）。《茅盾谈创作》第7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因而，他才能够通过对一种具有非凡意义的现实事件的叙述，来达到对历史的“整体性”的把握。茅盾曾经设想：如果我们取消了“历史”，那就是意味我们重又回到了一种无秩序的混沌的时间之中而迷失了方向，这样，要做到叙事的客观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茅盾认为，必须通过叙事这一手段来重新组织生活的材料，使之呈现出一种相关联的整体性，再将这种处于整体关联中的事件纳入到一个“过程”之中，这样，那些零散的、杂乱无章的、孤立的、表面化的生活现象才可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注：茅盾《〈地泉〉》读后感》（1932年）、《关于创作》（1932年）等文。《茅盾全集》第十九卷第331—3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很显然，在茅盾那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经远远不是一种文体风格的标志，事实上，它已经成了一种“话语”，也即它已经超越了这一概念的诗学限定而成为一种关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言说了。我这里说的并不是指这一概念中的“社会主义”限定所具有的政治意义，而是指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它的最终目的显然是要通过叙事给人造成的真实性印象来为某种社会历史形态存在的合理性或即将出现的必然性提供来自生活基层的形象证词。明乎此，我们便可以知道为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正在为自己的斗争寻找历史合理性并以此来推动历史前进的无产阶级来说是那么重要了。茅盾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期，正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无产阶级文学方兴未艾的时期。尽管在这之前，他还是以左拉和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旧现实主义的信徒，但由于中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变化以及茅盾个人思想的转变，他感到自己从前所信奉的理论已经有些过时了，所以，要确立一种新的理论信仰，首要之举，就是必须对自己原有的理论观点作一番认真的清理，以使其中一部分有价值的东西能顺利地与新的理论并轨，于是茅盾在1925年前后开始进入思想的自我调整阶段。但是，由于在随即兴起的“革命文学”运动的狂潮中，一些自认为最革命的狂热分子（昔日的浪漫才子）对他的指责中断了他的这一思想过程。此时，茅盾不得不应付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如何剔除在自己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旧现实主义传统固有的不合时宜的因素的同时，不致于把其中有价值的东西一同抛弃，另一方面则是防止浪漫主义者的偏激的不切实际的狂想对现实主义的全面思想接管。（相对旧的现实主义而言，他认为缺乏历史感的浪漫主义与他所要建立的那种新的现实主义理论有着更大的距离），正是通过对这两个方面挑战的积极回应，茅盾建立了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历史的叙事原则。 我们注意到，从20年代末开始直到50年代，茅盾一直把处理好真实的生活经验与先进的世界观之关系看成是确保其历史叙事原则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重要环节，在他看来，作家真实的生活经验和先进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促使一个旧现实主义者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转化的关键，因为他确信：“如果一位青年作家尚怀抱着没落的布尔乔亚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那他就不能认识动乱的现时代的伟大，那他就不能够从周围的动乱人生中摄取伟大的时代意义的题材而加以正确的表现”（注：茅盾《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1932年）。《茅盾全集》第十九卷第3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而先进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之确立，用茅盾的话来说就是“接受那创造社会的普罗列塔利亚的意识”（注：茅盾《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1932年）。《茅盾全集》第十九卷第3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所带来的对生活内在矛盾的正确判断，并使之在历史的客观进程中去把握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历史演进的未来前景。这一点，恰好与无产阶级的理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为此，茅盾指出：“一个作家不但对于社会科学应有全部的透彻的知识，并且真能够懂得运用那社会科学的生命素——唯物辩证法；并且以这辩证法为工具，从繁复的社会现象中分析出它的规律和动向。”（注：参见《〈地泉〉》读后感》（1932年）。《茅盾全集》第3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正是由于世界观对于作家生活经验的整合和提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生活的反映才能成为一种叙述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描写。如果一个作家拒绝接受科学的、有助于他正确认识“历史”的世界观的指导，而试图凭借单纯的写实来反映生活，那么，他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左拉式的旧现实主义者，可能，一个左拉的信徒会试图向茅盾证明，他所提倡的所谓科学的、先进的世界观肯定会妨碍写实的客观性程度，并据此来嘲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伪现实主义”，但茅盾却坚持相信，由于马克思主义这种世界观的正确性和科学是由历史证明了的，所以，当一个作家在不可能摆脱观念的指导而进行纯粹写实的情况下，他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最明智的；又由于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思想方法（“唯物辩证法”）能确保作者观察分析生活基本无误，所以，茅盾认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写实的客观性和叙事的历史性是完全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