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二十纪初，是中国自觉打破封闭走向世界的开始。而翻译事业，则打开了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林纾和严复，则毫无愧色地充当了近代中国翻译事业的开路人和奠基人。著名的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译才并世数严林”的诗句，得到了知识界的公认。因此，对林纾的翻译事业给以客观的梳理特别是历史的评价，就显得非常重要。 林纾（1852—1924），福建福州人，字琴南，号畏庐，主要笔名有冷红生、畏庐子、蠡叟等，晚清举人。林纾的翻译事业，据有关专家统计，从1899年2月《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福州正式发行算起， 一生共译出外国作品246种。其中已发表和出版的作品222种， 未发表和出版的24种：其中英国作家62名，作品106种（含未刊5种），法国作家20名， 作品29种（含未刊5种），美国作家15名，作品26种（含未刊10种）， 俄国作家3名，作品13种（含未刊2种），希腊作家1名，作品1种，德国作家1名，作品1种，日本作家1名，作品1种，比利时作家1名，作品1种，瑞士作家1名，作品1种，挪威作家1名，作品1种，西班牙作家1名， 作品1种——共计国家11个，作家107名。在洋洋大观的林译作品中，小说又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被文学界、翻译界一致称扬为“林译小说”，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孕育期以及诞生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众所周知，身为著名翻译家的林纾，却是地地道道的“外语言”，他不通晓任何外国语言文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素不识“蟹行文字”。他的翻译，就只能是由通晓外语的朋友述说情节，他在作出记录之后，加工润色，“耳受手追”，成为以“译述”为突出特色的特别译品。因为对他讲述原作情节的朋友的外语程度参差不一，对原作的理解差异更大，所以翻译事业重要原则之一的“信”，林纾是很难达到的。正因为它的翻译事业是在这样的特定情况下进行，其译品的误植、误译就在所难免，对原作的大幅度删改与增补，在林译小说中更是比比皆是。这是林纾翻译事业最明显的缺陷，也是他屡屡遭受讥评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从林纾翻译事业的总体看来，其缺陷完全不能掩盖其显赫的功绩。他毫无愧色地可以称作中国近代翻译事业开山鼻祖之一。 首先，林纾的翻译，自觉不自觉地适应了古老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历史的发展及时地提供了精神食粮。林纾出现的时代，正是古老中国向近现代中国转型的历史关键时刻，亟需新的价值尺度、新的伦理观念、新的处世原则、新的社会理想作为变革古旧的中国的参照系。而林译小说，正是及时地满足了这种历史的需求，为变法维新的时代先驱，提供了一幅与传统中国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图景，从人物系列、故事情节，到体现在其中的价值观念、伦理思想，以及社会制度、文化氛围，都与中国既有的一切，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显示出变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合理性与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林译小说中浸透着的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识，给当时有血性的中国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武器与感情力量。《黑奴吁天录》出版以后，在知识界引起了强大的反响。一位署名“醒狮”的读者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专制心雄压万夫，自由平等理全无。依微黄种前途事，岂独伤心在黑奴。”另一位被林译小说打动心灵的读者，声泪俱下地写道：“我读《吁天录》，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己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我愿书场、茶肆演小说以谋生者，以奉此《吁天录》，竭其平生之长，以描绘其酸楚之情状、残酷之手段，以唤醒我国国民。”（见《晚清文学丛抄·小说戏曲研究卷》）1994年，还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的青年鲁迅，收到朋友任克任寄来的《黑奴吁天录》一书，读后十分感慨，于是写信给好友蒋抑卮抒写心绪：“……乃大欢喜，穷曰读之，竟毕。拳拳盛意，感莫可言。……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鲁讯全集》11卷321页）林译小说中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迦茵小传》等优秀作品，热情地歌颂了青年男女对坚贞纯真的爱情执着专一的追求，也激发了中国青年一代的反封建意识，传播了西方以个性解放为代表的新思潮，带有明显的启蒙主义色彩。正如严复的诗句所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因此，人们不无根据地认为，包括青年鲁迅在内的当时有血性的许多中国人，往往是通过林译小说，迅速地吸收了反帝反封建的若干思想营养，萌生出变革图强的强烈要求，才以种种不同的形式投身到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之中的。 其次，林译小说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主要的文学流派和主要作家，给孕育期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提供了可以学习、仿效的艺术范本，促进了中国第一代作家、艺术家的脱颖而出、迅速成长。据周作人回忆，他和青年鲁迅都曾是林译小说热心的读者。1902年鲁迅赴日留学前，专门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一卷留赠周作人；1904年，又从日本给周作人寄去林译小说《利俾瑟战血余腥记》、《滑铁庐战血余腥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1906年周作人也赴日留学以后，阅读林译小说仍然是周氏兄弟共同的爱好。从最早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到1909年鲁迅回国后购买的《黑太子南征录》，都曾是他们兄弟喜欢的读物。鲁迅当年在日本决定弃医从文，首先注重的不是自己创作，而是介绍和翻译。他当时的翻译作品，如《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斯巴达之魂》等，在运用文言、意译为主、适量删改等方面，与林译小说的风格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周作人则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出：晚清文人中林纾对他的影响最大，因为大量地阅读林译小说，才“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了”。他在自己翻译的西方小说集《点滴》的译序中明白无误地写道：“我从前翻译小说，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林纾辞世以后，周作人公允地指出：“他介绍外国文学，虽然用了班、马的古文，其努力与成绩绝不在任何人之下。……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林琴南与罗振玉》，《语丝》周刊，1924年12月1日）。 五四时期最伟大的诗人郭沫若，则在其自传《我的童年》中热情洋溢地说道：“林译小说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影响的，是Scott （司各德）的《Ivanhoe》，他译成《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这书我后来读过英文， 他的误译和省略处虽然不少，但那种浪漫主义的精神他是具象地提示给我了。我受Scott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 我的朋友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我读Scott的著作也并不多。 实际上怕只有《Ivanhoe》一种，我对于他并没有深刻的研究， 然而在幼时印入脑海中的铭感，就好象车辙的古道一般，很不容易磨灭。”他还说林纾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集《吟边燕语》“也使我感到无上的兴趣，他无形之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众所周知， 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 1907年在日本演出的最成功剧目《黑奴吁天录》，就是根据林纾所译美国作家斯脱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而成的。正是由于该剧上演大获成功，才垫高了年轻的春柳社同仁从事创作和演出的起点，激发了柳社同仁继续从事新兴话剧事业的动力，形成了五四以前中国新兴戏剧运动的第一个高潮。由此看来，林译小说的历史功绩，显然已经从文学开拓到戏剧，理应考虑可否把林译小说看作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孕育、发展的基石之一，催生的动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