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中国文学当代性的理解与认识 “当代”，这是一个极富诱惑力和生命力的词汇，这不应该是一般意义上的线形时间概念和历史时间概念，而应该是具有深刻内涵与精神品位的价值性标志。对于文学与文学史同样如此。 在文学史的立场上看，“当代”或“当代文学史”就不仅仅是一种对于文学史时间阶段划分的简单的、只是停留在话语或“说法”层面上的“词”，而应该是真正具有当代性的文学阶段的总体概括。这样，所谓“当代文学”也就具有了其特定的“叙事”意义。 传统意义上的“当代”或当代性的含义，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和政治标准下出现的概念，即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段时期内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历史条件下，出现特定的题材、主题，是完全正常的，将之指归于某种政治话语背景中，也是一家之言，无可厚非。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个划分的标准显然是非文学的。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毫无疑问不能脱离政治，不能成为无源之水、无土之木，但文学毕竟不是没有生命系统的纯粹依附于政治文化的附庸，它的独特规律性就决定了它像一个自转的星星那样，既自转又公转，它既不能完全脱离政治影响，但又有自身的运行轨迹和发展内驱力，因此在我看来，要真正在20世纪文学的大系统和整体文学格局中，标识出具当代性的文学小系统和文学段落来，我们就必须更换一个划分的标准，即从文学的当代性、文学的现代化的角度来判断与划分，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就应该是指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阶段或文学现象。 所谓文学现代化的含义，笔者的理解是现代化既是一种原则，又是一种方法。文学现代化的方法，大体就是指在创作手段上对于世界先进的创作技巧的采纳、融化，以保持与现代化精神实质相吻合的形式。但文学的现代化首先是一种原则。现代化的文学是具有独立的、开放的、与探求精神的文学。所谓“独立的”，就必须是将作家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表现出来的，不是受制于政治或主流话语的，而是出于作家自己对于客观世界的独到的、个人的理解和认识。政治在这个作家的视野中，不是起决定作用的，而是作为一种背景因素在潜在地完成着作家心态与创作状态的某一侧面的塑造。在这样的文学中，对于世界认识和表述的话语权力指向的是个人；这同样也是符合文学不是作为政治、宗教、道德的工具，而是体现着人性——审美的文学本体精神的。所谓“开放的”，即是文学与文学家必须具有世界的眼光，在世界文学一体化的格局中从事文学的创作。它并不是局限于自己国家、民族或文化的、历史的事件和传统技法，而应该有开放的视野。无论是哲学精神或是文化思潮或创作技法，都应是全方位的汲取，在文化的双向交流中获取对生命意识和文学的主体性价值；所谓“探求性”，是指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姿态是进取的，而不是通过文学来做奉承拍马，获取功名利禄，不是迎合某种政治的、经济的、人际的需要，而是具有悲剧性精神的，怀疑的、批判的，是能够深入到世界的本体中去深入挖掘人在困境中的矛盾、悖论、无奈和挣扎。 二、关于当代文学起点的思考 我们通常所指的“中国当代文学”，就是指从1949年10月作为起始点而一直延续至今的文学阶段；也有部分专家学者将这一“起始点”甚至前移至1942年《讲话》以后的解放区文学阶段。这种关于文学史阶段的划分标准是由解放区文学阶段或1949年10月以后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而定的。当然，这种定义也还是延续从“五四”到1949年10月这一阶段文学性质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说法的。但是无论是关于文学的民主革命性质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性质，这种划分的标准还都是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味的划分标准。如果以这种标准来规定文学的内在意蕴的话，那实际上也就给文学规定了强烈的政治性要求。用社会的变革程序来大而化之地划定文学的进程，以社会革命的革命理性来代替文学思维的文学感性，也就是用文学外部的思维来代替文学本体的思维，这或许是我们的文学长期被用来作为工具的原因之一吧。 怎样将文学回归到文学本体，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中包含着深重的历史使命意识，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似乎是与身俱来的使命、责任感实际上也给文学蒙上了一层社会价值品位，这样也就在文学与人文精神之间构筑起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价值观念，也就给了文学划分标准的政治化一个“顺理成章”的可能。因此，要改变文学价值的认识，首先必须是人的精神面貌的改变。从文学创作主体的精神主体的考察入手，重新来探讨文学的性质是十分必要的。 整个20世纪的文学发展，实际上可以以“五四”、救亡、建设与现代来概括。在我看来，“五四”时期是中国在新的历史阶段获取了第一次向世界进行主动双向交流的机遇，中国新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与养分中获取了新生的信息资源，构成了最早的一批文学样板，这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但是，“五四”在短暂的辉煌之后就销声匿迹了，“五四”时期“人”的主题很快就被救亡的主题所替代；接下来进行的就是关于生存与危机、政治与政权的斗争，在这场纷争中，“五四”时期人的主题被生存的主题所淡化，民族危亡的抗争直至后来民族的建设都是长期的存在性主题；因此这段文学的文学现代性相应被消解了。即文学通过自身来表现的不是文学在体现人的生命体验，而是表现出一种宣传与战斗的工具性效应来。在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作为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动机被消解或取代，同时，新文学的世界性能源资源——信息源也被隔绝了。在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这一段时间内，主要是依靠“五四”时期的能量惯性在进行着文学的运作，虽然产生了一批较为成熟的文学作品，甚至称为现代新文学的成熟性作品，但这些作品的成功显然不是与世界文学的即时性发展相同步的，它只是“五四”文学时期大量信息资源的最后的开掘。也就是说，作为文学自身的、主动的向世界寻求能源的可能在逐步减退，甚至失去了这种可能。文学的发展完全是依仗着内部尚未完全熵化的能量交流作最后的燃烧。中国文学与外界文化能源的交流渠道日益狭窄，40年代，在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主要的信息资源是来自民间的乡土文学。而这种文学资源从根本上讲并不是边缘立场或民间立场的独立，相反那种大众形式与主流话语的结合，淡化了知识分子独立品格，文学本体的要求，除了一些社会变革性的题材之外，实在是无法使文学在向更深的、更现代化的路途中得到养分。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习惯上的当代文学中，包含着17年文学、文革时期文学以及所谓的新时期文学三大阶段，这一阶段文学虽然都是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但文学的思维方式、创作模式、表达形式等等都与1949年前的文学创作没有根本的区别。如果要找一个词汇来稍加概括的话，那么“革命”便是以上文学阶段的核心。“五四”时期稍纵即逝的启蒙主题似乎只是一个伏笔，将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话题深埋在地下，等待着来年春的呼唤。根据熵定律，任何一个生命体系要获得发展就必须进行能量的交换。那么，在80年代前的中国文学的信息源基本上是空白的，苏俄文学尽管被大量地引进，但这一信息源的引进是经过了严格的筛选的，所进入到中国文学系统中的作品与理论，大都缺乏能使文学体统产生跃迁的能量。这样也就根本无法进行系统的运作。虽然新中国的建立使得文学的题材又一次得到了拓展，但在表现新题材的创作主体的思维中，并没有得到现代意识的熏陶，创作主体似乎依旧受到种种局限，从50年代的颂歌，到60年代的战歌，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万马齐喑、百花凋零，文学的主题越来越单一，文学的天地越来越狭小，文学的发展阶段似乎倒流进了一个“新古典时期”。因此这个漫长的几十年，是文学格局封闭的几十年，这里面虽然在社会进程中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重大变革，但就文学自身的发展性质而言，它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与形成根本性区别。直到文学发展进入到80年代，文学的工具性理论才得到了初步的澄清，文学才真正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