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崛起：文化的冲突与文学的选择 “五四”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肇始，其开端本身就是一首辉煌的好诗。濡染于这一大的文化、文学氛围下的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它不凡的起势，并为后来整个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留下了丰厚的富藏和启悟。考察“五四”（20年代）乡土小说的勃兴与收获，我们可以有多样的视野，在文学—文化视界下检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肇始与最初的实绩，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现代乡土小说的崛起与收获，乃是两种文化冲突、催发，与文学自身自觉选择的结果。 认真说来，“乡土文学”的大量涌现、崛起，是20年代中期的事。寓居北京、上海等现代都会的文学青年，在现代文化勃兴、开放的异地，写着闭塞、遥远但却熟悉的故乡，抒发着他们爱与恨相胶结的情愫。但现代乡土文学的诞生，其渊源却要早于此，其最初的源头无疑应当追溯到“五四”前后。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的一次重要的现代转化运动。它给沉闷闭锁的华夏古国吹进了缕缕新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近、现代进步的文化思潮，作为一种异质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最先在中国发达的现代都市传播。而远离现代文明的闭塞的乡村，却继续保持着小农宗法的封建文化。这样，城市文化因较多地汲取异质文化的进步营养，便以其现代品格，作为古老乡村文化的对立物而存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发下，一批祖居偏远乡村的知识青年从乡村走入都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悟感召，以及自我都市生活的体验感知，使他们完成了两种觉醒：一方面是对于古老的乡村文化的觉醒；一方面是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文化觉醒。于是，在这种新的文化环境中，一方面，他们汲取着城市文化的营养，反顾着批判着封闭的落后的乡村文化；同时，也表现着此间对于都市文化的自我心理上诸多的冲突、焦灼、痛苦及调适。于是，一种奇异而又正常的文学现象出现了，以描写乡村生活，审视乡村文化为内容的乡土文学，却因了城市文化的催发而崛起于“五四”新文坛。 以倡导“民主”“科学”为内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其本质上是一次“人”的自觉、“人性的解放”的文化运动。这一带有鲜明“现代”胎记的文化思潮，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系统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政治思想界的“劳工神圣”的思想的传播，与文学领域里“为人生”启蒙的文学思潮的高涨，无不导源于“人性的解放”的文化思潮，它们又都给“乡土文学”作家以直接的、巨大的影响。 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在天安门广场前，为庆祝协约国取得大战胜利的演讲中，高呼“劳工神圣”的口号。李大钊于蔡元培讲演的同月，作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将德国战败视为“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战胜”，并预言：“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1920年5月，恰值《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 蔡元培又一次书写“劳工神圣”的题词，刊于该期。一时间，“劳工神圣”的口号在青年知识界风行一时，“劳工神圣！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与劳工为伍！这种声浪在杂志界和报章上也闹得够高了，一般讲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讲几声。”（注：义璋：《讨论怎样过我们的署假生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6月17日。）这不啻是一种昭告， 它表达了一般知识分子在新文化思潮的濡染下，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劳动者的一种新的认识，一种新的态度。 正是在这种思潮下，处于社会最底层、占我们这个民族绝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生存状况，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的文化心理……日益为社会所重视。《新青年》于1918年第4卷第3号开始在《社会调查》栏内，刊载关于农民问题的讨论，以及乡村风俗文化的情况介绍。同期的《震泽之民》（张祖荫）一文，正是一篇乡村生态的报告。文章对勤劳耕作，兼作纺织的震泽之民，“获利虽巨，仍十室九空，年丰啼饥，冬暖号寒，能无忧衣食者，百不得一二”的惨状，详细予以披露。刊物“编后附言”（陶履恭）中说：“更望张君此后有更为详细的研究，投稿本报，在都市之读者亦可藉知乡间之真况。”表达了《新青年》同仁对农民的关怀之情。嗣后，《新青年》不断有这类文章刊出。（注：1920年《新青年》第7卷第2号《社会调查》栏刊载孟真《山东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文章对农民一日、一年的生活起居详细予以介绍，并考察了“农民的道德”、“农民的思想”；第7卷第5号刊载萧澄《山西正面一部分的社会状况》。同期周建人《绍兴的结婚风俗》，详细介绍绍兴乡村婚俗，指斥其中种种“黑暗”；第8卷第1号刊载马伯援《湖北河南间底风俗》，调查指出，民国之后，乡村兵匪横行，迷信成风，社会风气更坏。以上只是对1920年一年间的不完全整理，藉此可见一斑。）同时期的其他报刊对农民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1920年创刊的《醒农》，仅从刊物命名就足见创办者的用心。他们把“促农民之觉悟”，“谋农业之改进”（注：《发行〈醒农〉的用意》，《醒农》第1期， 1920年5月。）定为刊物的宗旨。《钱江评论》也强调提倡新思潮的人， 决不可忘了农民。（注：《代农民呼吁》，《钱江评论》1920年4月。 ）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文， 对于农民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对于中国农村的黑暗状况，以及青年应取的态度，都作了明确的阐述。李大钊认为，“要把现代文明，从根底里输入到社会里，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而“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的生活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他号召青年应当到农村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痛苦”，帮助农民“脱去黑暗”。这种尊重劳工，关心农民的社会思潮，以及稍后兴起的农民运动，给当时包括“乡土文学”作家在内的广大新文学者以巨大的刺激和启悟，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并开阔了作家们的思想、艺术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