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体制创新上说，上海良友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30年代中国编辑学的一大手笔。通过体系整然的十卷书，它对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发展轨迹与创作实绩，进行了一次有声有色的总检阅和总定位。这里为草创期的新文学既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又留下了眼光独到的历史考察。它在编辑学上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方式，把选家之学转变为文学史家之学。这种转变功能的关键，是聚集了一批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健将，由他们对浩繁的文学现象资料和各类作品，择优拔萃，并写出长篇导言。1940年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曾把这批导言汇总出版。其实这些导言已远远地超出为各卷书导读的功能，相当深刻地影响了几十年来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将之重新付梓，不仅可以使我们重睹新文学第一代名家审视自己文学历程的姿态，而且可以使我们对以往的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进行一次世纪性的反思。 写导言的蔡元培、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洪深和朱自清，均是早期新文学的先驱者和开拓者。这就赋予诸导言一种品格，既以著名的新文学者检讨新文学本身，遂使诸导言成为新文学开创史的现身说法，或自我证明。人们感觉到，诸导言的一些话感受深切，甚至有血肉相连之概，对文学思潮背景、直至某些细节都历历在目，对一时的妙论精品久有会心。新文学运动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的立场就是新文学运动的立场，谈论起新文学推倒旧文学的历史合理性以及奋猛前进时的人事纠葛，都有许多话要讲，津津乐道，情不能已。想当初，赵家璧如此一位年轻编辑能够约齐如此一个各卷主编的阵容，凭他的资历名望，似不可能。似不可能而成为大可能，这就是奇迹。由于编辑构想对应着和切合着这批文学界权威人士的一种内在欲望，一种表现自己、辩解自己、清理自己、解说自己，使个人踪迹历史化的欲望，从而使得一种富有想象力的编辑幻想，成为举世瞩目的出版现实。 这套《中国新文学大系》时誉甚高，上海当时的大型刊物《文学》发表《最近两大工程》一文，把它与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并列： 《大系》固然一方面要造成一部最大的“选集”，但另一方面却有保存“文献”的用意。《新文学大系》虽是一种选集的形式，可是它的计划要每一册都有一篇长序（二万字左右的长序），那就兼有文学史的性质了。这个用意是很对的。不过是因为分人编选的缘故，各人看法不同，自亦难免，所以倘使有人要把《新文学大系》当作新文学史看，那他一定不会满意。然而倘使从这部巨大的“选集”中窥见“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的文坛全貌，那么倒反因为是分人编选的缘故，无形中成了无所不有，或许他一定能够满意。《新文学大系》的编辑计划也是近年来少有的伟大企图，全书十册……开头还有蔡元培先生一篇颇长的总序。倘使拿戏班子来作比喻，我们不妨说《大系》的“角色”是配搭得匀称的。（姚琪：《最近两大工程》，载1935年7月《文学》第5卷第1期） 然而这种现身说法，这种自我证明，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对一个流动当中的文学过程，作相对定形的有序整理；另一方面，它也是当事人对这个文学过程发难期的荣誉权，进行再分配。任何历史说明，都是经过说明者心灵过滤的历史，当事人的说明更是不可避免地烙上当事人的主观印记。本来，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难过程，最有直接发言权的是陈独秀与胡适。陈独秀此时已陷身政治风浪的浮沉中，不可能抽身来当导言的作者。胡适的导言对文学史的变迁，较多强调“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因而除了回顾文化史的若干实证层面之外，津津乐道于“几个青年在美洲的讨论”。他极力反驳陈独秀的“最后之因”的主张，淡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群体的作用。甚至连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也是由于胡适发明了“白话文学工具”的主张，把“独秀指出旧文学该推倒的种种毛病——雕琢、阿谀、陈腐、铺张、迂晦、艰涩——也都可以用这一把斧头砍的干干净净”。这种见解比起他十几年前，即1922年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时，认为自己的《文学改良刍议》的“态度太和平”，“若照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补救这种太持重的缺点，是陈独秀一往直前的定力，“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若与这些意见相比，胡适写导言时的态度存在着微妙的变异和后退，字里行间蕴含着改写荣誉再分配方案的言外之味。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依凭着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这个文化语境既联系着千年口语为文的流程和百年文言写作的变异，又联系着近世西方文化思潮的汹涌输入。更为内在的是这个民族此时的精神状态，已历经挫折和反省之后，处在“吾人最后之觉悟”的历史契机之中。民主科学思潮的传播，或者说德、赛二先生的跫然足音，以及“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件件都表明这个民族处在亢奋的精神状态，焦灼地反省着自己的生存环境，反省着全球竞存中自身的危机、命运与前途。正是在这种历史文化语境中，《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把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的海外鸿书和论文，引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视野；也正是在这种历史文化语境中，胡适文学改良的论文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效应，为不可逆转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效的方略。这就是说，个人传记性的材料，为群体的文化语境的机制适时地转化为历史发展的进程了。谈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难过程，如果忽略或淡化群体机制和文化语境，就是忽略或淡化新文化运动作为运动的整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