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入90年代，汹涌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和社会的急剧转型使中国文学在80年代的那种轰动喧腾的热闹景象成了昨日黄花。在金钱和大众文化的双重夹击下90年代文学似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存在，而其中尤以乡村小说为甚，其独有的品格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在90年代“躲避崇高、消解神圣、拆解深度”的后现代景观中，乡村小说以其对世俗文化的疏离和80年代文学精神的高扬而独树一帜。当然，把这些风格各异的作家作品作为一个群落放在一起来谈未免冒险，因为虽然它们都写中国的乡村和农民，但其中却有着大异其趣的创作宗旨与创作风格，艺术成就也良莠不齐。从描写对象上来说，它们至少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以关注现实为主，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谭文峰的《走过乡村》，何申的《年前年后》，关仁山的《九月还乡》等一批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作品，这类作品往往能深入到农民生活的深处，真实而艺术地反映出变革时代，尤其9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发展走向，以及各式各样的农民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的困惑、不适和痛苦的转变。另外，还有刘玉堂、赵德发、孙宇以及许多并不纯粹写乡土的作家，如阎连科、迟子建、李贯通、铁凝，他们也写90年代乡村的变化，但更多地是将目光投向许多仍处于封闭状态下的农村，它们一般地处偏远，现代文明之风还没能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传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仍牢固地主宰着人们的生活，这种生活苦涩、艰难，甚至连最起码的温饱也达不到（如曹乃谦的“温家窑”系列），往往有着畸形的关系和丑陋的人性（周大新《走出密林》），但也有着温馨、美好、其乐融融的一面（如迟子健的《亲亲土豆》，赵德发的《通腿儿》，孙宇的《乡村情感》）。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中国的广大农村即使在现在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仍是复杂多样的。另一类则以回顾和反思历史为主，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炜的《九月寓言》、莫言的《丰乳肥臀》、余华的《活着》以及阎连科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大多是轰动一时的佳作。它们以中国乡村和农民的“过去”为描写对象，对我们民族，尤其农民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迁史、心灵史，进行了深入的描绘与反思。然而这样的分类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就不存在某种共同的可言说性和相似性。在我们看来，无论反映现在还是审视过去，90年代乡村小说都蕴含着一种使文学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东西。对这种生机和活力的阐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地把握这个时代的文学脉搏，为文学未来的发展寻找更为坚实有力的依托。 一 如果说90年代是一个价值崩溃、人文精神失落、生活日趋平面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文坛充斥着大大小小消解精神生存的世俗文本，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与批判立场被排斥和喜剧化，那么90年代的乡村小说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风貌。无论回溯过去还是描写现在，乡村小说都以一种充满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人道主义立场关注乡间社会，弘扬人性，追寻人生的真正意义与存在价值，以一种击浊扬清的英雄主义情怀对抗着甚嚣尘上、躲避崇高的世俗文化大潮。在它们的作品里，贯穿着的是对普通农民乃至整个民族命运的思考，以及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呼唤。而这正是80年代匡时济世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这首先体现在它们对近百年来以中国农民贫困、匮乏的生存现状与愚昧、扭曲的精神状态的昭示和批判上。从《丰乳肥臀》到《九月寓言》，我们看到的是如此的苦难意象。这除了二十世纪太多的血腥杀戮、欺骗奴役使任何有良知的作家都难以无视这种残酷的历史现实外，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家从思想深处反对那种把苦难看作人类前进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观念，在他们的眼中，每个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一些人的痛苦不能由另一些人的幸福抵消，历史应该尽可能地减少现实中的苦难，任何以历史的名义将苦难合理化的作法都应受到严厉的谴责。他们展示了中国现代的农民，怎样在兵荒马乱、天灾人祸的困境中，在争权夺利、血流成河的仇恨中，像《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上官鲁氏一样苦苦挣扎。而1949年以后又怎样在极左政治的笼罩下牺牲着生命的尊严。如《马桥词典》中的盐早，就因为父亲的“汉奸”帽子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受尽歧视和屈辱，最终成了一个不是哑巴的哑巴。另一方面作家也写出了这种苦难生活对农民心灵的压抑和扭曲，如阎连科“瑶沟系列”中的青年农民，怎样为改变命运而不择手段。然而他所有的努力，不过是为了让瑶沟小村的人不再被人无休无止的欺侮，起码每年的返销粮不比外村少，浇地时不被外村强行截断水源。就是参军，也不过是为了能提干，因为只有提干了，才能“渡过那条苦水河”、“整个人生才能翻个个”。这些愿望是那样地卑微，然而在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和严酷的户籍制度，以及极左政治的多重束缚压制下，农民，尤其其中不甘沉沦的年青人，是不可能获得自由发展的机遇的，他们只能为最基本的生存而苦苦挣扎，却又最终逃不出命运的捉弄。90年代乡村小说也描写了在新的历史形势下，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然而生活条件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就一定能带来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如果人们的思想观念仍停留在原来的轨道上，人们的文化素质并没有跟着相应的提高，那么金钱很可能会成为丑恶的帮凶，加倍毁灭着人性中的美和善。《走过乡村》（谭文峰）就深刻地写出了富裕起来的农民如何在金钱面前丧失了起码的良知。就因为倪土改的几个小工厂使全村农民大部分成了工人，享受到了富裕起来的滋味，而面对他强暴少女倪豆豆的丑行，村干部们、村民，甚至倪豆豆的家人，就丧失了起码的道义感，对倪豆豆的上告百般阻挠、迫害。这是多么可悲的社会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