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末是个喧哗骚动与沉思静想互现的时段。世纪末的中国文学同样在经历着喧哗之后的沉思。1999年度的中篇小说就呈现出一种在艺术反思中酝酿突破的新迹象。中篇小说作家们一方面以敏锐的艺术触觉完成着对当下现实的迅速体察，另一方面又以凝重的忧思和沉郁的感悟传达着对于人生和艺术的双重探索。总的来说，99年度的中篇小说无疑是色彩绚烂，令人欣喜的。本文试图从纯粹主题学的角度对此加以考察和梳理，借一斑而窥全豹，我们希望以此构成对99年度中篇小说的某种理解。 一、现实“官场”的审视与表现 关注“当下”无疑是任何时代任何作家的当然责任与使命。然而，要真正有效地完成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当下现实的艺术观照，还需要作家们有相应的艺术勇气和艺术能力。99年度中篇小说对当下企业和民众生存困境的大胆揭示以及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细微体察，就让我们真实地体味到了小说强烈的现实品格。99年度中篇小说敢于触发矛盾，有时甚至把笔直接伸向了“官场”——这个容纳政治、文化传统积淀的奇特空间，剔骨疗毒，给人痛快淋漓之感。作家们恪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真诚态度，不回避现实，更不粉饰现实，客观真实而又大胆地记录了官场内外的是是非非。它们组合起来称得上是一部“新官场现形记”。皮县县委书记李智因上面没有靠山，是个无根县令而难以开展工作。而小辛庄的暴发户贡天华却仗着省里有根，向李智施加压力，迫使其选儿子为乡党委书记，并允诺事成之后帮李智向上提。他们从上到下，组成了一个人情关系的互联网，难怪有人稳坐江山，有人朝不保夕（《无根令》）。潘长水牺牲自己做了回枪得以升为办公室主任，度过“过渡时期”之后，便很老道地开始以权谋私，还搞上了女人，最后因贪污巨款而东窗事发（《腐败分子潘长水》）。昔日的好友如今在为官之道上貌合神离，明争暗斗（《缝隙》）。小小一亩二分地的纠纷，乡里领导拖延、推脱，竟以状告省领导而告结束。其中又有几人得道，几人升迁（《一亩二分地》）？陈宗辉为融入官场，钻营着升迁之术，无所不用其极（《陈宗辉的故事》）。而《选举》则更是借一次“民主选举”副县长的事件，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官场上明争暗斗、不择手段的真相，并把“现代政治”、“现代民主”与封建性积淀相杂交后的畸型状态，触目惊心地展示在小说中。 如果说“官场”的黑幕显示的是作家们的艺术勇气的话，那么这些小说意义深刻之处还在于其揭示了这种“官本位”心理的社会普遍性，以及它对普通人生存心理的扭曲。《找人》中尽管儿子的高考分数已上线，但深谙世情的瘸腿老汉仍孤身去省城托毫无关系的关系，结果累病致死。故事读来令人辛酸，但却让人不得不反思“官”、“民”之间的巨大鸿沟对百姓生存心理的戕害。《一亩二分地》中的管细林给未来的儿子起名“大官”。他说：“当大官好嘿，管人，嘴巴皮轻轻动动，下面人狗样听话。”而《金莲，你好》中的“老二”为了“权”，为了做派出所所长，竟然无视“金莲”的纯洁爱情，甚至以爱情为祭奠作为晋升“官场”的手段。人性的扭曲和心理的变态读来更是让人心寒。我们看到，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们以锐利的眼光和强烈的责任感切入这一空间，使小说在干预现实的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心理学和文化学的深度。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小说在揭示社会矛盾，正视生存困境的同时，并没有流于抽象的理性化的说教之途，而是力求对生活对人生有立体的、感性的把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保证了小说的艺术纯度。作家们不是以某种社会理性、现代思想来支撑作品，而是力求把感性生活、直接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受放在小说的首位，从而有效地赋予了小说原生态的生活汁液和丰满的艺术内涵。在《腐败分子潘长水》中，我们既看到了潘长水现时的腐败生活，同时也看到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动态蜕变过程。老潘转业到单位看管仓库，尽职尽责，他立了功却未被提拔，尽管心中有憋屈，但工作上却更加卖力。在本职工作以外，还主动提水，打扫厕所，忍辱负重。然而在做了主任后，他由不习惯→习惯→心安理得→腐败，一步步滑向罪恶的深渊。即便在他滑入腐败之渊后，作家也并没有把他写成一个单面人，而是步入了他心灵的深处，挖掘其更为复杂的人性和心灵的自省与矛盾，这就把一个动态的、立体的、丰富的“人”艺术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二、人生的顿悟与命运的叩问 对人生终极的关怀，对人生意义的追索，历来是文学的重要命题。从屈原的《天问》到鲁迅的《野草》，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式的革命教科书到西方现代派文学，都从不同意义层面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启蒙性的发掘。而在99年的中篇小说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这些久被规避和搁置的形而上主题的回归。但是这些中篇小说已褪去了“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浓厚的哲理思辩色彩，而是把圆熟的笔触落实到了在凡俗尘世里劳碌奔波的芸芸众生的人生情状和生活故事中。作家们借助他们的悲喜遭遇在氤氲的人间烟火中传达出对人生的一点觉悟和感触，对生存方式的一分怀疑或首肯。以一种平静的心态表述着自己对人生的一种理解和感受，或诉说着她们对生存意义的困惑。何立伟的《光和影子》中，三个年轻人马高、戴进、孟东升在海南空手套白狼发了一笔财后回到了长沙。不久，马高患血癌死去。此事对戴和孟的震动很大。戴把自己交付给了牌九和教堂，孟消沉一段时间后复出生意场，赚赚赔赔后因涉嫌杀人而出逃。戴的妻子苏苏，一个原本天真纯洁的女孩，炒股发了大财后与戴进离异。戴的牌友“我”，是个商业化的剧作者，在得到金钱后又生出茫然与彷徨。这些在追名逐利的人世中沉浮的人们，除了能抓住一点“光和影子”似的虚名浮利外，还能抓住什么别的更为实在的东西吗？生活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小说发出了疑问，但它并没有提供一条诺亚方舟，而将思考留给了读者。《浮生》则在一个聊斋式的充满佛意禅机的神玄故事中参悟了寻常人生的本质：人生无常，生命苦短，可把握的东西实在太少。天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眼前的实际。《老乔的某年夏天》讲述了一个夏天里市民老乔身边的人事变故：亲友们猝然之间或病或亡，在忧伤悲凉中感叹着人生的无常，生命的脆弱。方方的《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女主人公黄苏子由于男友的报复被迫做了一次“鸡”。出人意料的是，从此她竟然热衷于做“鸡”。她的生活分割为两种姿态：白天是清纯高雅的白领，晚上蜕变为浮浪妓女。她轮流变幻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她就是要测试一下，人是不是还有另一种活法，把一个人活成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在这个现代社会中由于种种的原因，人生活得过累，整个身心处在一种分裂状态，只能以生存方式的改变来得以解脱。储福金的《平常人生》抹去了现代先锋性的笔触，而是把笔投向了市井百姓的生存状态。下乡知青孔圆圆，从结婚生女，招工进城到下岗离异，遭遇了一些坎坷。面对这些变故与不顺，孔圆圆总是能够随遇而安，平静对待，度过难关。这种生活状态与生存心理对应着我们时代的精神氛围和生命态度，其平静淡漠之外，仍透发出某种人生的苍凉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