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被漠视的“大师” 葛红兵（湖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中国文坛对王小波是不公平的，在世时没有把他看作一个作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死后，他突然之间成了一个中心，成了一个神话般的人物，甚至成了一个文坛英雄。这些反映了什么呢？我对王小波很欣赏，他在解构方面，尤其是解构体制文化方面有很大贡献。他的小说和杂文都写得非常有力，立场站得非常好，他跟中国现代相对自由主义思想进程的渊源联系，包括他自己的留美经历，都使他具有反体制性。而他离开人大教师职位，这个行动也可以作为一个象征来理解…… 刘川鄂（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对“王小波热”有人带着贬意，认为是炒死人，其实绝对不是这样。主要是思想界的人推出了王小波，“王小波热”有其深刻的思想背景。王的作品在去年、前年很热的时候，主要是那些搞思想、社会学、人类学的学者特别欣赏其价值，而且这些人都是谈自由主义的人。王小波也正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死前他给一位美国朋友写信时谈到过，如果中国没有自由主义者，我就是第一人。这样一种态度，在体制内是不可想像的。王小波曾参加过一个北京文学座谈会，去了以后觉得很失望，再也不参加了。我印象中，作家中除了王蒙、刘心武写过一两篇文章外，再没有人提到过他。 邓一光（武汉市文联一级专业作家）：从阅读这个角度来看，我非常喜欢王小波，他的小说基本上我都看了。他的小说有诡奇的一面，如《红拂夜奔》，在历史中的那种穿插、游移，极其漂亮、潇洒。你甚至会认为那绝对是一个诗人写出来的，而且是一个冷峻的梦幻型诗人写出来的。再比如其他写普通人的作品，像《革命时期的爱情》，我读这些作品真是含着眼泪笑。他确实把小说还原为小说了，小说能带来什么样的快乐，我是从王小波那里知道的。 刘川鄂：我对王小波的欣赏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他的文学态度，在当今中国作家里他是非常特殊的，他把自己的生命选择称为“反熵”的过程，对当下对文学功用的理解持否定态度。包括他离开教师职业，做自由撰稿人，保持很纯粹的写作立场。另外，在他的随笔里，那种自由理性精神，比如对国学热的批评，非常深刻。他认为中国古文化不过就是讲“人际关系”，对生命的存在、人的价值思考是缺席的，对个人是完全否定的，王小波对之批评很深刻。再如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生活中大量习见的荒谬、非理性的东西，他的批评都很有力度。在当今中国写小说的很多，而真正写出好的随笔的人很少，王小波是先以写随笔而引起文坛注意的。 葛红兵：王小波在文学方面的确给我很多新奇的阅读体验，他能把当代生活当中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彻底颠倒过来，让我们看到其中的荒谬、不合人性、反历史的方面，这需要非同一般的敏锐。同时他又不像鲁迅那样写作，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含泪的微笑的阅读，他不阴郁，这是一种非常机智的写作策略。他的《黄金时代》我认为可以列入经典，他对中国知青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在王小波出现之前，中国的知青文学大多没有脱离“知青视角”，没有真正的穿越历史的具有生存本体论意义的反思。另外他的杂文我认为代表了一个时代、一种群体的声音，代表了自由知识分子在90年代最有力、最正确的方向。 刘川鄂：我更欣赏王小波的小说，我更愿意把他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看待。他的小说的价值远远未被今天的批评家揭示出来，没有被大众、被文学界所理解。他的小说对文革极左思潮的反讽，对历史中人的无限可能性的描述，对所谓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理论是非常大的颠覆。尤其他的文革题材作品，比起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更有一种艺术上的超越和理性的穿透力。米兰·昆德拉对苏联统治下的捷克的表现是非常深入突出的，而王小波在中国所有写文革题材的作家中是最深入最具艺术性的一个。还可把他与王朔作比较，王朔对文革思维的颠覆也是很有力的，但王小波不但颠覆还建构，渗透着一种理性、一种逻辑力量。 葛红兵：王朔给人感觉是他很失望，对人性他似乎比较悲观，只是对爱情保留着幻想。在王小波的作品中，一方面是辛辣的嘲讽，彻底的批判，对历史勿庸置疑的否定；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的呼唤，对明确的理想主义，对自由的呼唤，对人的感性生命的尊崇。比如《沉默的大多数》，我们知道他在批判，同时也饱含理想。这个人物出现，表明沉寂了半个世纪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重新登场，并且有勇气说出自己的立场，有意志坚持自己的立场，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他的早逝的确是文坛的一个损失，当然我也不赞成现在把王小波神化，我们中国人一向有把死人神化的冲动。 刘川鄂：你这种提醒是有意义的，不过在王小波的价值远远未挖掘出来之前，我们更多地还是应该去注意他有价值的一面。 葛红兵：我之所以提这个，是因为中国人往往会在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折磨他、漠视他，我想在北京的文学圈不一定没有人知道王小波，但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却几乎没有人站出来说话，这难道不是问题吗？ 刘川鄂：王小波的存在意味着对体制文学的一种否定，有人把他称为“文坛外的高手”，可哪里有坛，是谁限定一个坛不让他存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