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03X （2000）02—0075—05 一 元代房祺编的《河汾诸老诗集》是一部地域性很强的诗歌总集，它辑录了河汾间八位诗人的作品，这八位诗人是：麻革、张宇、房皞、陈赓、陈庾、曹之谦、段克己、段成己。共收录诗歌二百零一首。这些诗人的作品内容丰富，举凡咏怀、游历、思乡、悼亡、怀古、酬赠、伤别等，无所不及，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时代特征、社会现实和文士心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河汾诸老诗集》的价值是不可容低估的。 要对《河汾诸老诗集》作出恰当的评价，首先得了解编者房祺其人。房祺，元大德间平阳（今属山西）人。据高昂霄《〈河汾诸老诗集〉跋》称，房祺曾为大同路儒学教授，惟《金史》、《元史》均未及其生平事迹。而房祺为《诗集》作后序时称己为横汾隐者，这就说明《诗集》极有可能是在房祺罢官后编就的。房祺《〈河汾诸老诗集〉后序》云：“往年吾友杨君仲德议成此集，不幸早世。仲德有云：不观遗山之诗，无以知河汾之学；不观河汾之诗，无以知遗山之大；不观河汾遗山之作，不知唐人诸作者之妙；不观唐人之作，不知《三百篇》六义之深意……虽然，吾乡学者如林，有能慕河汾之派，观是集者，知所兴起云”。这段话明确地告诉我们，房祺是在朋友的倡议之下编录此集的，而且他借朋友的话说明自己编录此集的目的和宗旨，无非就是为了阐发遗山诗学，突现河汾诸老与遗山间的渊源关系，揭橥金诗以唐人为宗的现象，以及河汾诗人何以成派的原委。因为他在《后序》里面直接称河汾诗人为派。应当说，这八位诗人所生活的时空条件是十分独特的，确实值得我们注意。这种独特的时空条件是构成河汾诗派的根本因素，本文主要试图辨明构成河汾诗派的地域因素。 二 房祺编此诗集，可以说就是从地域这个角度出发的，他的《〈河汾诸老诗集〉后序》开端云：“近代诗人遗山元先生为之冠，先生太原人，太原境与平阳接，河山胜概，地土所宜，习俗所尚，古今人物不殊。至如师友渊源、文章正脉，略与之等，故河汾间诸老与天下人材无让……或曰兑斋云中应人也，吾子列河汾之间者，得无附会欤？不然。兑斋之先诚应人，自客汴梁，北渡居平阳者三十余年，发明道学，为文楷式，指授后进，桃李光辉，盈溢其门。或教授乡里，或宦达四方，有二子叔举、季行，文笔亦盛传。而况状元王公，赵城人，曹之外父也。兑斋生而隐德，光辉汾晋，没而丘垅在焉，岂非吾乡先生欤？”这段话有两点颇可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辨明遗山故里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毗邻，太原遗山，河汾诸老，交相辉映，足可与天下人材争衡。二是极力阐明曹之谦（兑斋）为河汾间人。在他的推阐过程中，可明显地看出他具有浓重的乡土意识。而这种意识恰恰是房祺撰录此诗集的思想基础。 我们首先从诸老的游踪来看《河汾诸老诗集》浓郁的地方色彩。总的来说，这八位诗人生活在今山西南部黄河、汾水之间。他们主要与元好问相游从，因此他们的游踪具有十分明显的地域性。我们知道，元好问是北方文雄，他一生主要生活在北方。对于他的活动区域以及与当时文士间的关系，徐世隆《元遗山诗集笺注·序》有一段话可谓言之颇详：“遗山虽无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为不轻，故力以斯文为己任。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几三十年，其迹益穷，其文益富，其声名益大以肆（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且性乐易，好奖进后学，春风和气，隐然眉睫间，未尝以行辈自尊，故所在士子从之如市。”不难看出，元好问的文学创作活动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他的文学创作植根于北方土壤之上，可以这么说是北方这片土地培育了元好问文学创作中的浑厚气质；二是元好问以他的学识襟怀确立了在文坛上的盟主地位，一时文士相与游从，蔚成风气，从而也促使金源文学蓬勃健康地发展。《河汾诸老诗集》所涉及的这八位诗人，他们与元好问之间的关系，也集中体现在这种地域性和游从风气上。而且，我们认为，地域性和游从风气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八位河汾诗人大多与元好问有交往，他们活动的踪迹也大致与元氏相当。看一下房祺《〈河汾诸老诗集〉后序》中的一段话便可明白这一事实：“麻贻溪与元老诗学无慊，古文出其右，公言也；张石泉、房白云与元老游从南者；子飏、子京二陈昆仲与元老或诗或文，数相赠遗者；遯庵、菊轩有稷亭二段之目，与元老相次登第者；曹兑斋与元老同为省掾，日以诗文讲议者”。明河南按察司副使濩泽车玺在《〈河汾诸老诗集〉序》（下简称“车序”）中说得更为清楚：“太原元遗山金亡不仕，为河汾倡正学。麻贻溪、张石泉、房白云、陈子京、子飏、段克己、成己、曹兑斋诸老与遗山游，从宦寓中，一时雅合，以诗鸣河汾”。我们认为，房祺以及车玺的话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把元遗山看作是河汾诗学的正宗，是河汾诗人的领袖，这一批诗人犹如众星拱月，围绕着元遗山，其游踪不出河汾，诗歌创作与遗山交相辉映，“可以说是对元遗山的最好衬托”[1]（P.428）。事实也正是如此，金末元初出现了一批以元遗山为主的诗人群体（或称派），这一诗派的主要角色无疑是在河汾间活动的八诗人。应该说，自房祺编《河汾诸老诗集》始，即把这些诗人视为一个诗派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域所决定的。当然，把河汾诗人作为一个诗派来看待，还有其他种种复杂的因素，如具有大致相同的诗风、师友渊源、文章正脉等。车序即认为，房祺编此诗集，就是因为诸老“词藻风标，如层峰荡波，金坚玉莹，绝无突梯脂韦之习，纤靡驰弱之句”。清顾嗣立编《元诗选》，辑录这些金末元初诗人的诗歌，也正是为了突出这种具有北地特质的诗风，他在麻革的小传中如此说道：“录此，亦足见金源一时河汾诗学之盛，虽易世不衰云”。毫无疑问，这种诗风的形成，与诸老所生活的地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在中国文学史上以地域来命名诗文流派又是非常习见的现象，如“江西诗派”、“常州词派”、“桐城派”等等。另外，在词史上，因为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而称温庭筠、韦庄等词人为“花间词派”亦世所公认。那么，我们又何尝不能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北方有这么一个“河汾诗派”呢？又何尝不能因房祺编《河汾诸老诗集》而称麻革、张宇等为“河汾派”诗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