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6198（2000）03—0129—07 辽、金两朝大致与五代、两宋相始终，其文学有300 多年的发展历史，堪称当时的中国北方文学。但辽金文学研究长期倍受冷落。近代以来，人们才开始尝试从宏观角度去探索、把握其文学发展的整体风貌、基本规律和主要特征，总结、概括其发展历程中的重大现象和问题。以往人们考察、描述辽金文学研究的历史，一般较偏重于从具体课题的解决着眼。本文着重探讨、论述20世纪辽金文学宏观研究方面的成果，以期提供有关学术进展线索，或许对新世纪的研究工作有些裨益。 辽金文学与两宋文学并行发展，共同构成10—13世纪初叶中华民族文学的两大主干。因此，探讨和界定其性质，显得尤为重要，人们对此的认识也不断深化。20—40年代的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大多数人认为辽金文化是汉族文化在契丹、女真人统治地区的延伸和继续，辽金文化的发展是不断汉化的过程，在这种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辽金文学当然也是汉族文学特别是唐宋文学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吴梅《辽金元文学史》认为辽文化的成熟是“逐渐舍弃其旧俗，而服从我中夏之文教”的结果。程光裕《契丹人之汉文学》（注：海疆校刊，1943，（2）.）说辽人“深受汉族高度文化之刺激，对汉族文化尤具仰慕之情，故景、圣之间，尊崇儒术，饶具雅致之文学亦为其响往。耶律、萧二姓沐于汉化的气氛中，故亦不乏爱好文学之士”，汉文学“移植”于“寂寞沙漠之区”，产生了辽文学。魏洪桢《契丹之文学》（注：贵善，1940，（11）.）指出契丹兴起时正值唐末， 元稹和白居易的作品流入塞北，辽人得其浸润，乃雅好词翰，文学得以普遍发展。对金代文学的认识亦如此。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认为“金人的文化是承袭了辽与宋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也认为“金代文学不脱北宋之窠臼”。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说金朝“文学则宋之余波所沾溉尔，故以附于宋之末”，该书把金代文学编列为《南宋》章的最后一节，也流露出视金代文学为南宋附庸的意识。当时也有人强调金代文学的独特性，比如许文玉《金源的文囿》（注：小说月刊，17.）就说金朝是“新开辟的国家，那时候是中国北方完全沦陷在异族的统治之下，自然会有一种新民族的文学产生”。作者标举此说，旨在打破“尊华鄙夷”的偏见。吴梅《辽金元文学史》也说金代文学“华实并茂，风骨遒上，绝胜江南之柔弱”，从与南宋文学风格的比较中寻求金代文学的特质。但许、吴之说在其后数十年间得到的呼声十分微弱。对辽金文学性质产生不同理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大部分早期研治辽金文学的人具有很浓的以汉族为中心的思想倾向，但也有人思想较开放，破除了华夷之辨。其次是着眼点的不同。一些人立足于传统文学形式——诗、文去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坛全貌，而另一些人则以当时新兴的民间通俗文学为出发点去探索辽金文学现象，如许文玉所谓“新民族的文学”，主要指北曲、金院本和诸宫调。再次，是由于历史条件和研究资料方面的局囿，限制了研究者们的视野，使他们各执一端，忽视了中华民族文化、文学多元发生、发展并逐渐趋于一元这样一个特殊的进程，以及辽金时期各民族文化、文学相互交汇融合的特点。 50年代以后这两种观点仍同时并存。章荑荪《辽金元诗选》序言特别强调辽、金、元文学与宋代文学的共性，说辽金诗在风格上“应该看作是宋诗的一体”。80年代初期，仍有人持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夏承焘、张璋《金元明清词选》前言称“金代文化，实际上是汉族文化的一种延伸和继续，只是由于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差异，而染上一种特殊的色彩”。范宁《金代的诗歌创作》（注：文学遗产，1982.（4）.）一文认为金代文学作品的思想和风格是赵宋王朝文学的延续，“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略有变化而已”。随着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宽和文学观念的不断更新，学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摆脱传统的狭窄的治学格局和单向思维的限制，对辽金文学性质的认识更前进了一步。辽代文学今存作品主要是诗、文。蒋祖怡、张涤云《全辽诗话》前言和张晶《辽金诗史》都强调指出辽诗产生的基础是北方民族的民歌（北歌传统），唐宋文学为其提供了丰富、充实的养分。张著进一步指出“辽诗带着一种北方民族特有的生命力与朴野，为诗歌发展注入了新鲜的生机”。对金代文学，张啸虎《论金代文化结构及其宫廷文学》（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2）.）指出金代文化是“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汉族文化在新的条件下在兄弟民族中的渗透与延伸”；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说金代文学“虽上承北宋，然不受北宋的局限；与南宋相比，更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周惠泉《金代文学学发凡》一书指出：“植根于各民族文化接合部特殊人文地理环境之上的金代文学，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中，则以质实贞刚的审美风范彪炳于世，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轨同奔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为一元的进程。”周氏在为《宋代文学史》撰写的金代文学部分又指出：“伴随着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猎民族的草原山林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形成了金代文学新的特色、新的气象。”周惠泉超越和深化了前人的观点，对金代文学的性质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他在近年来研治辽金文学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较完整的辽金文学观，要言之，即中华民族文学史是多元发生、发展并逐渐趋于一元的进程，辽金文学是在北方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双向交流、优势互补中发展起来的，是民族融合的结晶，是一种与两宋文学的审美品格迥然不同的新型文学，有其独特的性质。他以“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学观分析具体的学术问题，对辽金文学获得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周惠泉《元明时期金代文学研究论略》（注：晋阳学刊，1992，（1）.）一文进一步阐述了辽金文学的性质及其对中华民族文学的影响：“辽、金两代的契丹、女真族以及继之统一中国的元代的蒙古族同属阿尔泰语系民族，又都崛起于我国北方的草原山林地区。相同的人文地理环境和相近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他们粗犷剽悍、质朴豪爽的民族气质和民族性格，同时也给他们的文学作品带来一种雄健磊落、慷慨悲壮的格调。正是由于北方民族文化包括歌诗音乐的南渐，才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多元一体、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形成兼收并蓄多民族文化之长的完整体系。”他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在辽、金与两宋对峙时期，中华文化也“二水中分”，南北分流。辽金文学与两宋文学既有共性，同时又极其强烈地显示出自己的个性。忽视任何一点都是片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