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 （2000）03—106—05 李纲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抗金领袖，性情骾直，敢于直言，多所得罪，一生坎坷，屡遭贬斥，与屈原有大致相同的遭遇与经历。本文拟对李纲的沙县贬谪诗赋及其对屈原思想的补正，作一个大致的论述。 宣和元年六月，京师周围积水成灾，“京城之西大水渺漫如江湖，漕运不通；畿甸之间，悉罹其患，无敢言其灾异者”（注：李纲：《梁溪集》，见《四库全书》11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版， 本文引文除注明者外，均见此书。），李纲独上章论事，得罪当局，被贬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一从斥逐，七改星霜”，至宣和七年三月，始归京师。贬谪期间，李纲的思想非常苦闷，与屈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诗赋中，他每每自比于屈原。《剑浦道中二首之二》说：“此去平津路匪遥，岭云溪雨自萧萧。山深泻涧泉长响，地暖凌寒草不凋。放逐却教穷水石，登临因得狎渔樵。谁怜泽畔人憔悴，更把骚辞赋《大招》。”《重午》说：“谁将佳节号天中？阳极阴生五自重。角黍但能娱幼稚，采丝那得制蛟龙？千里沉汩英灵在，万里浮菖习俗同。逐客有家归未得，满怀离恨寄南风。”诗中把自己称作“泽畔人”、“逐客”，都是以屈原自喻。更有《拟骚》赋，模拟屈原的《离骚》，讲述自己的身世：“帝混元之苗裔兮，历汉唐而扬英。散枝叶于天壤兮，遭五季而遁族于瓯闽。皇祖隐德而弗耀兮，逮吾亲而振名。岁昭阳之渊献兮，闰夏甲申吾以降。幼倥侗而颛蒙兮，非岐嶷之夙成。长游学于四方兮，爰观光于国宾。服诗礼之严训兮，传忠孝之家声。揽百氏之所长兮，味六经之纯精。常恐不德以怨及朋友兮，慕节义于古人。岂富贵之足志兮，冀斯文之可鸣。带长铗而峨冠兮，锵佩玉而琚琼。纫兰荪之香洁兮，服蕙茞之芳馨。纷吾既袭此众美兮，胡敢自谓之修能？”赋不但模拟《离骚》的篇章结构形式，而且袭用了《离骚》的一些现成词句，来铺陈自己的身世，表现自己与屈原一样，有着高贵的血统，高尚的品德，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才能。 在这些诗赋中，李纲一方面以屈原自喻，抒发“有家归未得”的“满怀离恨”；另一方面，他也像屈原那样，希望通过这些诗赋，让自己的声音上达君王，以期得到宽宥，回到朝廷，继续施展其才华、抱负，为国效力。 大致说来，李纲沙县贬谪诗赋对屈原的态度主要是肯定的，但是，对屈原思想、行为的某些方面，他也提出了批评。如在《拟骚·序》中，李纲对屈原的怨忿情绪就作了这样的批评：“昔屈原放逐，作《离骚经》，正洁耿介，情见乎辞，然而，托物喻意，未免有谲怪怨怼之言，故识者谓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不其然欤？予既以愚触罪，久寓谪所，因效其体，摅思属文，以达区区之志。取其正洁耿介之义，去其谲怪怨怼之言，庶几不诡于圣人，目之曰《拟骚》。” 如何看待李纲对屈原的否定和批评？对此，我们作如下三个方面的分析： 1.李纲的否定和批评，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对屈家的批评。 自汨罗沉江之后，人们对于屈原的评价，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从贾谊开始，至刘安、司马迁相承形成定论。刘安的《离骚传》赞颂屈原“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把对屈原的评价推到了极致，受到敬仰屈原的人们的赞同，至今为人乐道。这是肯定的说法。一种看法以东汉班固为代表，我们可称为否定的看法。大约到了班固的时代，离屈原生活的年代逐渐久远，海内局势也相对平静，对屈原生平遭遇的同情和对其高尚情志的敬慕逐渐降温，特别是汉武帝定儒家为一尊之后，人们开始用儒家思想来对屈原思想进行观照和反思。班固作《离骚序》，即从儒家立场出发，对屈原思想进行了否定。他认为屈原的行为不符合儒家的“经义”、“法度”，并加给屈原“露才扬己”、“贬絜狂狷”的罪名，全盘否定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志节。他又否定屈原《离骚》的意义，认为他不符合儒家“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的标准。他所肯定的只是屈赋的艺术价值：“其文宏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 从总体上看，李纲对屈原的否定评价基本上沿袭班固的说法。所谓“识者谓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实际上就是指的班固，指的班固的《离骚序》，是对班固《离骚序》的肯定。需要指出的是，李纲把《离骚》分为正洁耿介之义和谲怪怨怼之言两个部分，把《离骚》的内容和形式割裂开来，使用的概念和方法都是不十分恰当的。“谲怪怨怼”也可以说是“义”，是一种“怨忿”的思想感情。不能说是一种形式，一种“言”。《庄子》有所谓“得鱼忘筌”、“得意忘言”，李纲在这里大概也是一种“得意忘言”，为了否定屈原的怨忿，也就顾不上概念和方法是否恰当了。 在《拟骚》赋中，李纲对屈原等往古贬谪之士的“谲怪怨怼”作了这样的批评：“悼屈原之沉汨兮，悲贾谊之不修。笑退之之戚嗟兮，悯德裕之穷愁。惟君子之出处兮，贵体道以周流。自任以天下之重兮，何一己之为谋？用则行而舍则藏兮，又何必杀身而怨尤？”以儒家“用行舍藏”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屈原等人的怨怼，认为他们的怨尤以至于杀身是没有意义的。这个观点与班固的说法是一致的。 在批评了屈原、贾谊、韩愈、李德裕等人忧愁过甚之后，李纲从正面提出了自己的为人处世原则：“惟盖棺兮事始定，聊康强兮保天性。岁寒不失其青青兮，惟松柏之独正。信吾道以优游兮，始居易以俟命。”毫无疑问，这个为人处世原则就是儒家的“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居易以俟命”一语直接从儒家经典著作《礼记·中庸》中来。中庸，可以说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它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居易以俟命”一语来说，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它要求人们“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其中心意思是要人们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不存非份之想。这是一种“天命论”的思想。其目的是为了稳固奴隶主社会的秩序，巩固和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使“素贫贱”的劳动人民永远居于贫贱的地位。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违反社会发展规律，违反大多数人意愿的反动思想。这里姑且不论。二是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理解，它要求人们守机待时，“居易以俟命”，勿“行险以侥幸”，也就是要求人们居于平易之中，勿为倾危之行，明哲保身。这也是一种“中庸”。显然，强调安于天命，待机而动，不作无谓的、无致胜把握的斗争与牺牲，应该说，还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李纲是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理解运用这段话的，与班固称引的儒家经典《大雅》的话：“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大体上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