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首章作者自叙云：“忽念及当时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之罪故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其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言明“我”对女性的尊重出自女性自身的杰出表现。引文中“历历有人”一语亦确属明清女性文化的实际写照。这说明《红楼梦》的女性观与明清女性文化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打算由此入手分析小说作者对女性文化的具体体悟，把握小说的女性观对女性文化的审思、观照意义。 如所周知，《红楼梦》的女性观集中地表现于书中人物贾宝玉对待女性的态度。不过贾宝玉的态度之所以能够体现文本倾向，主要并不在于他是书中主要人物，而在于《红楼梦》的叙事视角机制确定了作者“我”与贾宝玉之间的“等同”关系，这与传统白话小说由叙事者“说书人”超然地讲述他人故事的叙事倾向显然大异其趣。《红楼梦》开卷首段云：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经历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 作者自云写的是“我”的回忆性自传，叙事方式正如作者所言：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之后，《红楼梦》像一般白话小说一样，由说书人“在下”讲述故事，说女娲补天遗一石，被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捡起，携往“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走一遭，又不知过了几历几劫，空空道人经过青埂峰下，“忽见一块大石，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石头向空空道人表白： 我师何太痴也？至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能说强似前人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解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 作者自叙中“我”惦记的闺阁女子转化为石头言说中几个“半世亲睹亲闻”、“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的“异样女子”。叙事对象的统一，暗示着作者与所谓“石头”的浑然一体。而石头又是文本中主要人物贾宝玉的前身。至此，作者与石头、与贾宝玉之间出现了一个隐约可见的等号，贾宝玉的口吻、心性无不体现着“我”的腔调与情感基色。 贾宝玉性爱脂粉，喜与女性为伍，种种表征似与“淫徒”、“好色之徒”接近，贾政即曾斥责宝玉“将来酒色之徒耳”（第二回），但实际上二者之间有很大差别。在小说第五回中，曹雪芹借警幻之口，将宝玉的“女性情结”界定为“意淫”，这种提法既表达了对“淫”的独特理解，又将“意淫”与“淫”进行了精神实质上的区分： 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 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者，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 这段话将“淫”解释为“好色”、“知情”，即对女性的好感。语意表明好色系男子之常情，因此对“淫”不应有所避讳，但“淫”之境界则有所不同。一般男子“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只不过是“皮肤淫滥之蠢物”。那么与此相反，宝玉的“意淫”必非对女性的欺辱和占有。小说第七十八回贾太君的一段感慨，可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意淫”的特点： 我也解不过来，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别的淘气都是应该的，只他这种和丫头们好却是难懂。我为此也耽心，每每的冷眼查看他。只和丫头们好，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爱亲近他们。既细细察试，究竟不是为此。岂不奇怪？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 宝玉之所以会使人产生“丫头投胎”的错觉，正在于他对待女性的喜爱基本上超越了功利的、占有的层次。可以说，“意淫”观既将女性视为喜爱和倾慕的对象，又尊重女性的独立。曹雪芹不仅借警幻之口提出了“意淫”观，而且由她指出女性和社会上一般人对“意淫”观必持相反态度：“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诞，百口嘲谤，万目睚眦”，这进一步说明曹雪芹立志要作“闺阁良友”，将女性视为平等、独立的群体。这种女性观之所以会“百口嘲谤，万目睚眦”，正因为它表达了对世俗女性观的背离。 提高女性地位的意识是明清社会思潮的一股潜流，这种潜流的出现与繁荣的女性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考察女性文化对社会思潮的影响，并比较《红楼梦》女性观与同时期有关意识的深度，无疑会加深我们对《红楼梦》女性观的理解。 明清女性文化的繁荣，主要源自社会（主要指男性）对女性需求层次的提高。明代个性解放思潮的高涨，曾经带来放纵情欲的社会局面，如明代梅鼎祚在其《青泥莲花记序》中所述：“逮胜国，上焉具瞻赫赫，时褫带而绝缨；下焉胥溺滔滔，恒濡足而缅首。旷古皆然，于今烈尔。”《明史》、《万历野获编》、《列朝诗集小传》诸书关于此时士人热中房中术的累累记载，均为社会放纵之风的明证。极度的放纵之后，单纯的色相之美已不能满足士人的精神需求。李渔表示：“有色无才，断乎不可”、“蓬心不称如花貌，金屋难藏没字碑”（注：转引自清代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第六十二条。）等等，集中表达了要求女性具备一定文化素质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要求使“女教”的内容向“才”之方向倾斜，如清代王相母亲作《女范捷录》，其“才德篇”曰：“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犹可；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诚非；——盖不知才德之经与邪正之辨也。”这段话即明确了“才”在“女教”中的位置。“才”之地位的确立，为女性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