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242（2000）02—0045—05 赋是汉代惟一盛行的文体，汉赋充分体现了汉朝大一统时代的文化精神和艺术审美情趣，成为后世难以为继的一代文学的代表。与此同时，汉代人有关赋体文学的认识和评价，诸如辞赋的规劝意义和颂美作用、赋体源出于《诗》、汉赋靡丽虚夸的艺术特点等论说，也都在文学观念上对后代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在汉代赋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并称为“班马”的两位史学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司马迁是为赋家立传、评价赋作的第一人，他开启了汉代赋学从政治实用性角度探讨问题的先河；班固则是以史学家兼作者的身份对赋体文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他们的赋论不仅代表着汉代赋学的基本观点，而且也体现了汉代人对赋体文学的认识不断深化，标示着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过程。 一、司马迁的辞赋观 文学家在汉代社会地位低下，“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1](P2732)汉赋作家身为“言语侍从之臣”[2](P1)， 他们在以博富丽靡的文辞为繁荣强盛的时代高唱赞歌、取悦于帝王的同时，内心深处也时常会为自己“为赋乃俳，见视如倡”的可悲地位而不能释怀，所以才会“自悔类倡”。[3](P2367)而司马迁却在《史记》中首次为这些类同倡优的作家立传，肯定了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过人成就，并借助对他们的生平事迹的叙述，来表达自己对赋体文学的看法，意义十分重大。第一，他能够把辞赋作家入于列传，这本身就足以说明文学受到了相当的重视。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形成独立的文学概念，但由于辞赋创作至武帝时期已发展成一股巨流，文学与一般学术相分离的趋势也随之而日渐明显。作为一位对人类社会生活体察深微的史学家，司马迁自然会对当代这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予以关注。他在《史记》中记载了一些著名作家的生平事迹，以此为线索，对其文学创作活动做出具体的描述，正说明他能够准确地把握这一发展趋势。司马相如是西汉最有成就的辞赋作家，司马迁为他立传即着眼于他的文学创作。《太史公自序》称“《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在本传中，不仅描述了司马相如的传奇一生，而且着重记叙了有关《子虚赋》、《哀二世赋》和《大人赋》等著名赋作的创作情况，突出表现了司马相如在辞赋创作上的贡献，反映出当时文学创作的主要状况。第二，通过对作品写作过程的客观记录，揭示作家的创作意图，强调辞赋一体所具有的讽谏意味。如《司马相如列传》记载说：“上读《子虚赋》而善之……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这段叙述文字写出司马相如作赋的良苦用心：一方面力图以眩人眼目的宏丽文辞极力夸饰雄阔宏大的场景，博取好大喜功的汉武帝的欢心；一方面又要在无以复加的夸饰中寄寓委婉含蓄的讽谏，达到规劝的目的。《哀二世赋》写于相如随从汉武帝猎于长杨，返途中路过秦二世陵墓所在地宜春宫之时，也是具有讽谏意味的。再如《大人赋》的写作：“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癯，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在揭示司马相如作赋意图的同时，也有意识地着重表明辞赋的讽谏意味。司马相如之前，为屈原、贾谊立传，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三，通过对辞赋的评价，明确地表达了自己重于讽谏的辞赋观，奠定了汉朝以政治实用性价值为标准来衡量作品成就的赋学思想。针对司马相如的赋作，司马迁直接发表评论：“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他对司马相如的创作提出两个方面的批评，一是“侈靡过其实”，一是“非义理所尚”，他所肯定的只是其终篇“归于正道”之旨，而“不取其夸奢靡丽之论”。这就表明司马迁对于汉赋创作的认识有着自己的评价标准。这个评价标准就是是否具有符合“正道”的政治讽谏意味。结合《太史公自序》所说的“《子虚》之事，《大人》赋说”，“其指风谏”及司马相如本传所述《子虚赋》“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可见司马迁对汉赋讽谏作用的肯定和推崇。而实际情况是汉赋中虽然不乏讽谏之意，但由于过度的“夸奢靡丽”，致使讽谏功效的发挥大打折扣。据此，司马迁曾在登录《大人赋》之后加上富有深意的一句话：“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暗示出汉赋创作所起的讽谏作用有限，这也是司马迁对汉赋不能完全肯定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见，对于辞赋创作，司马迁注重的是其政治实用性价值，他倡导以“讽谏说”为核心的辞赋观，《史记》中对辞赋作家的生活和创作做出“实录”，即是为了表达他的这种“一家之言”。 应该说，根据对当时辞赋创作的考察，确实存在着以赋为谏的客观事实，从中自不难得出辞赋“主于讽谏”的结论。然而，这个客观存在本身并不具有惟一性，就汉赋这一整体现象而言，“讽谏”只是包含于其中的多个内容的一个方面。从作家的角度来看，炫耀才华、迎合君王、展示时代风貌、表现自然风物等与讽谏一样，都可被视为创作的基本出发点，只不过在特定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侧重而已；从作品本身来看，情况也许会更为复杂多样。[4]因此， 依据汉赋的实际状况本可以产生多种不同认识，同样也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对汉赋的文学价值和成就做出衡量与评价。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司马迁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讽谏”作用上，以至于形成了他的以“讽谏说”为核心内容的辞赋观呢？《司马相如列传》结尾的“太史公曰”有这样一句话：“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这就提醒我们注意，司马迁对汉赋进行的价值判断是以《诗三百》为参照而进行的，在其赋论当中引入了《诗》学的标准。《诗》在汉代为被尊奉为儒家经典，经学家往往通过对《诗》的解说来阐发政见，极力去挖掘《诗》在政治方面的含义，由此而出现以“美刺”说《诗》的风气。司马迁处在独尊儒术的学术环境中，又曾师从经学大师董仲舒等人，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经学思想的影响，如他对“刺诗”就有过理论上的论述，《十二诸侯年表》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睢》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当他把这种《诗》学思想扩展到辞赋领域，也就必然会注重从政治实用性的角度出发来对待汉赋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所以说，《诗》学思想的引入是司马迁形成辞赋“讽谏说”的主要原因。应该指出的是，司马迁把《诗》与赋联系在一起，还是注意到了二者之间有着相同的区别于其他立论性著作的特性（注：《论语·阳货》中孔子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鱼虫之属。”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谈到《诗》的内容和功用时却只引说“《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是故《诗》以达意。”这是否与“体物”之赋有关系？孤证不立，不便妄作推断。），只是限于文学的发展状况，他不可能明确地概括出诗赋的文体特性，即使如此，也足以启发后人了。 二、班固的辞赋观 班固承袭司马迁以史传的形式记述文学家创作活动的传统，透过历史文化现象探讨辞赋艺术的种种问题，于是，司马迁所倡导的辞赋观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到了班固手里， 就形成更加充实完备的赋学理论体系。班固的赋论，主要见于《汉书》中各篇辞赋作家传记和《艺文志》，以及他的赋作《两都赋》前的小序。他不仅继承和扩充了司马迁以讽谏为核心的赋学观，而且从论述的范围和深度上大大地拓展了汉代的赋学研究，从而使汉代的赋学理论更趋于完整系统，对于汉代赋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做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