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 —6522（2000）02—0031—06 中国近代文学的变革是在中国社会整体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大框架之内进行的，而中国社会向现代演进的历程与1840年后西方列强不断加紧侵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逐步扩大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近代文学中的变革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黄遵宪（1848—1950年）作为近代文学中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在诗歌理论领域力倡革新并努力躬行实践，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其诗歌理论及创作实践进行分析，有助于对近代文学转型期特点的深入考察。 黄遵宪所主要生活、活动的时期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风云变幻的19世纪下半期。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影响，在黄遵宪的身上都突出地显现出来。 黄遵宪之所以大力倡导文学变革，提出一整套讨歌创作革新的理论主张，是因为文学变革本身就是变法维新整体理论中的一个环节，是社会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黄遵宪更加认识到政治变革的成功，需要通过变革了的文学来启蒙广大民众，使他们拥护、支持变革。所以，黄遵宪提出诗歌理论的新主张，也是为了顺应历史潮流，为变法维新服务，因而富于时代精神。黄遵宪诗歌理论领域的创新，正是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下所产生的。 一、黄遵宪呼吁进行文学变革的主张，与他所受的进化论的思想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黄遵宪所作的《人境庐诗草自序》中曾说：“士生古人之后，古人之诗号专门名家者，无虑百数十家，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诚戛戛乎其难。虽然，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明确提出了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诗歌的创作主体与诗歌的内容本身也都会随时代发生变化。这里明显体现出了社会历史不断发展变化的观念，而此一观念的形成，一方面与他早期的“变易”思想有关系，更重要的是与他受到进化论思想影响，思想趋于成熟有关系。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中许多变法维新的思想明显表现出是受了日本当时盛行的斯宾塞的进化论哲学和卢梭的天赋人权论的影响。”（注：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29页。）在《日本国志》中， 黄遵宪还经常将西方进化论与传统的“变易”思想相结合，分析和评判社会历史的种种现象。 如果说他早期提出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的主张，还只是因为反对俗儒崇古而喊出的激愤口号，那么，后来他所反复申说的变古革新的思想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黄遵宪在《与朗山论诗书》中说：“遵宪窃谓诗之兴，自古至今，而其变极尽矣。虽有奇才异能英伟之士，率意远思，无有能出其范围者。……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作者详细地阐明了这样的思想：古人对诗歌艺术的尽力探索开发，已将古典诗歌发展到极致，给后来者带来困难，但是可以不必再沿传统的表现内容这条路走下去，时代的不断变化会在现实生活中提供出新的创作题材，而诗人可以亲身的经历获得古人所无的独特的审美感受，创作的天地仍是十分广阔的。这种不拘泥于古的恢宏开阔的气魄，正是得之于进化论的发展所带来的强烈的主体意识与自信。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黄遵宪也说：“意欲扫去词章家一切陈陈相因之语，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务使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不能施之于他日、移之于他人。”明确提出了诗歌创新的途径，就是不因循古人，在诗作中表现诗人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抒发诗人独特的艺术个性，诗作的内容要关注和反映当代的社会现实。 黄遵宪从“今之世异于古”的观念出发，提出诗歌创作也要“与时俱进”，主张诗歌创作要注重独特的感受和表现时代特色，这一切可以说都是受强调事物的演进变化的进化论思想的直接启发的结果。在诗歌创作中，黄遵宪也直接明确地表现了进化论的思想： 乱草删除绿几丛，旧花别换曰新红。 去留一一归天择，物自争存我大公。 （《己亥杂诗》） 二、黄遵宪主张诗歌要表现新思想、新事物、新意境 这种主张既是他宣传变法求新的思想之所需，也是因他拥有广泛的海外生活经历，站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最前沿，视野比较开阔，思想较为开放，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和自由意识影响的结果。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下，中国近代文学冲破了封闭的文化系统，扩大了审美的范围。“日新月异的新事物，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熔铸了诗人新的审美意识，使诗人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感受由祖国河山之美扩展到异国风光的鉴赏，由古代传统历史文化延伸到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博爱乃至政治上的民主革命、共和政体，这些新的观念，也逐渐进入了诗人的审美范围，使作家的审美理想发生了新的变化。（注：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8页。） 后来到“诗界革命”时期，以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诗人，进一步明确提出诗歌要表现新思想、新事物、新意境，要求诗人扩大审美范围。黄遵宪所说的：“吟到中华以外天”（《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反映出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对诗歌创作所提出的新的审美要求。黄遵宪还在《酬曾重伯编修》诗中写道：“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风雅不忘由善作，光丰之后益矜奇。文章巨蟹横行日，世变群龙见首时。”诗人明确地把自己的诗称为“新派诗”。这种“新派诗”的内容，据黄遵宪总结说：“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人境庐诗草自序》）其中“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除了反映本国现实情况之外，为适应和满足读者扩大了的审美兴趣和需求，诗人的笔触还应伸展到域外。 黄遵宪自己还身体力行，在诗歌创作中实践自己的主张，着力表现新思想、新意境、新事物。在《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诗中，介绍了日本学西法，择长而师的情况：“古岂无利器，今合借他石。近年欧罗巴，兵法盖无匹。广轮四海图，上下千年籍。择长以为师，悉命译人译。”在《己亥杂诗》中，黄遵宪记叙了他向光绪皇帝介绍西方变法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