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在若干年前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禁区，因为当时把西方传教士的所有活动都视为“文化侵略”，也就不可能肯定传教士推动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作用。近年来对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仍然很少有人研究，其原因在于认为西方传教士不是中国人，他们的活动不属于中国文学范围。其实历史的目标在于展现过去，西方传教士虽然不是中国人，但是他们用汉语所写的作品，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你试图说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时，离开了传教士的活动，就显得很不全面。当今西方如英国文学，一些重要作家往往都是其他民族而用英语写作的，如被伊朗追杀的拉什迪，就是印度人。西方传教士虽然不是中国人，但是他们用汉语写作的作品，已经融入中国近代文化大变革的背景之中，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这一课题，对于探索中西文化交融，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发生等等一系列课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只是作一个粗浅的尝试，以就正于方家。 中国文学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对这一影响，研究者众多，论著也不少。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传教活动在明清之际曾有一个高潮，但是至今还无人研究当时的西方传教活动是否对当时的中国文学产生过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只知道明清之际的传教士似乎没有多少文学活动，他们涉及到文学方面的著述只是在他们的中文著作中引用一些《伊索寓言》，这些引用和中文著作似乎并没有对当时的中国文学创作产生影响。 进入十九世纪之后，西方教会重新致力于对中国传教。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肯定：这些传教活动，对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影响较小而潜移默化的过程，第二阶段是影响极大甚至是具有指导意义的过程，这两个阶段可以甲午中日战争为分界线。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中国的留学生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西方传教士的作用也就淡化了，可称之为第三阶段。 表面看来，西方传教士的文学活动要在十九世纪40年代之后才产生，但倘若认真考察传教士的活动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我们不难发现，传教士对文学的影响可能要更早一些，它最早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文学传播模式，从而也就间接影响了文学。 中国古代的文学是由士大夫阶层垄断，文学活动的构成是由士大夫创作的文学作品，刻印成线装书后分送或者出售，供士大夫阅读。书商不仅不付稿酬给作者，有时还要向作者收取刻印费。因此，这时的文学活动，基本上不受“市场机制”的制约。士大夫衡量文学的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载道”，一是“雅”。市民等平民百姓阅读的“白话小说”既不“载道”，也不“雅”，因此不在当时的“文学”范围之内。即使在小说领域，由于稿费制度、著作权制度、版权制度的缺乏，“市场机制”也处在萌芽状态。 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学从士大夫垄断的状态下解脱出来，面向普遍百姓。这一转变的关键则是报刊与平装书等新型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文学的传播方式。而中国文学的这一转变，最初便是由西方传教士引进的。1815年，英国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第一份中文期刊，这是用雕板印刷的线装杂志，由教会免费散发。虽然它还没有运用机器复制，也没有进入商业化的营业方式；但是该刊已经把寻求士大夫之外的读者，作为办刊的宗旨。编者主张：“盖甚奥之书，不能有多用处，因能明甚奥之理者少故也。容易读之书者，若传正道，则世间多有用处。浅识者可以明白，愚者可以得智，恶者可以改就善，善者可以进诸德，皆可也。”（注：《〈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序》，《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第一卷第一期，1815年8月5日。）已经试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寻求更多的读者。 报刊与后来出现的平装书从一开始就把读者对象定在普通老百姓身上，这就必然促使它们追求“俗”而不是“雅”。文学语言在士大夫手中，自然是越“雅”越好，士大夫十年寒窗，用功苦读，学的就是如何运用典雅的文言，这典雅的文言也就成为士大夫的专利。但对于西方传教士来说，他们愿意用白话或浅近文言的“俗”语。这是因为：首先，士大夫对西方的传教往往采取拒斥的态度，因而成为中国最不愿意接受传教的阶层，这就促使西方传教士在传教时更多注意到士大夫以外的平民百姓。其次，中国典雅的文言文实在太难学了，要做到运用自如，非下十年以上的苦功不可，而西方传教士很少有可能有十年以上时间潜心学习典雅的文言文。于是，客观与主观的条件都决定了他们运用白话或浅近的文言来撰写文章，说明他们要说的道理。这就决定了西方传教士开始写的文章就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文章不同。从1815年到十九世纪末，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大量报刊，也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这些文章改变了中国古代的文章写法，显示出新的特点。 大体说来，传教士的文章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很少用典。传教士的文言很少运用典雅难懂的词句，有的文章干脆就用白话加上一些文言虚词，有的文章甚至如同说书前的引子，如《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第一号在报道新闻前便有一段话： 在广州府有两个朋友，一个姓王，一个姓陈，两人皆好学，尽理行义，因极相契好，每每于工夫之暇，不是你寻我，就是我寻你。且陈相公与西洋人交接，竭力察西洋人的规矩。因往来惯了，情意浃洽，全无一点客套，虽人笑他，却殊觉笑差了，不打紧。这段类似说书的话以前从不在正经文章中出现，传教士的运用，是一种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