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楚辞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一）1900年到1930年的楚辞学研究 20世纪前30年的楚辞学研究者由前清的遗民和本世纪同龄人组成。他们从学术渊源上有密切的联系，而从研究思路、方法及成果上又有显著区别。可以说，由二者延续、展开和变化便构成了20世纪楚辞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前清遗老是这30年楚辞学研究的主体。主要有俞樾、梁启超、王国维等近20人，时间跨度长。如俞樾为上个世纪21年出生， 卒于本世纪7年。其余的多卒于30年代前后。本世纪的同龄人主要有支伟成、卫仲璠、闻一多、姜亮夫、郭沫若、陆侃如、沈雁冰、詹安泰、游国恩及刘永济等等。其中，支、卫、闻、游4人同龄，皆生于1899年。 从学术成就看，本世纪鲜见出其右者。由学术发展的视角说，以汉代王逸和宋代朱熹对楚辞研究的不同风格为标志归为汉学和宋学，和乾嘉学派一起影响着楚辞研究的发展和深入，而前30年已竞相争美。这30年的楚辞学是乾嘉到西学东渐间的过渡，还以前者为主流。如俞樾宗法于王念孙父子。朱季海、姚奠中、汤炳正、徐复、殷孟伦等都参加过章太炎的国学讲习会。1998年去世的汤炳正还一直担任中国楚辞学会的会长。王闿运上承王船山，向下授学于廖季平，廖学生康有为。康学生梁启超是学术研究的革命派，影响很大。当然也有调整的，如刘师培，早年服膺章太炎，后又分道扬镳，他的门人有许维遹、闻一多等人。王国维的学生有姜亮夫，胡适的学生有陆侃如。还有家学现象。马其昶其孙马茂元、姜亮夫女姜昆吾、孙作云子孙心一、张汝舟子张叶芦。地域、师承和家学构成了楚辞学社会文化结构和鲜明特色。 前清遗民以外，闻一多、游国恩、姜亮夫、胡适、谢无量、陆侃如等可以称为学院派。他们早期受的是旧式教育，具有小学文献功底，擅长考据之学，经过五四运动，思想解放，又学习西方文化思想，接受西方文化学、人类学、神活学乃至哲学等新思想、新方法，有意突破乾嘉藩篱，努力从事楚辞学研究，可以说学贯中西。并随着教育的改制，聚汇于高校，初以清华、北大为中心，然后遍布全国各地。在学院派走红、文化热兴起时，乾嘉传统也得到了很好的发扬，并有集大成的努力，以致于后来影响到全国范围的总集编写热，所以，学院派新潮代表了当代中国楚辞学的成就和研究的方向。 （二）1931年到1949年的楚辞学研究 30年代开始，闻一多、游国恩、姜亮夫、胡适、于省吾、詹安泰、饶宗颐、郭沫若、刘永济、陆侃如渐次成为楚辞论坛上的主力军，姜亮夫、饶宗颐等坚持到80年代以后。稍迟的郭沫若由于环境、视角等原因，亦成为本世纪有重大影响的学者之一。这些学者多有师承，有的如胡适、陆侃如等还从国外获得过博士学位。又多为作家出身，如胡适、闻一多、郭沫若、周树人、沈雁冰还是现代文学的直接创造者。且大多为教师身份，如游国恩，辗转数省，历10余所院校，桃李满天下。是本世纪楚辞学研究的创造者，也是播火者。 在本世纪学者当中，胡适和郭沫若最为引人关注，影响很大。他们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在很多领域内取得突出成就。由于历史的原因，胡适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代表，而郭沫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代表。胡适写过一篇《读楚辞》的文章，此文刊1922年9 月《读书杂志》（《努力周报》增刊），认为《楚辞》有五大可疑，“我想，屈原也许是25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25篇的全部作者。”只是部分怀疑。屈原的25篇作品自汉代以来几乎每篇皆有人怀疑全部或部分为伪作。1919年以来，学界对儒家思想注入学术研究普遍存在反感，承乾嘉余韵批判旧注是时代提出的要求。直到陆侃如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的序文里仍称“疑古是我们的主张，考证是我们的方法。”当时和胡适持相同看法的还有闻一多、游国恩等人。胡适称楚辞为文学名著，主张脱离依傍名教的位置进行文学的研究。其贡献十分清楚。但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把胡适定位为屈原否定论的代表，批判纠缠了好几十年。直到90年代初，胡明《胡适整理文学遗产的成绩与偏失》（刊《文学遗产》1991年3期）才有相对科学的评价。 对于楚辞，每个时代皆有时代的解读。汉末借其忠贞用心，以维护汉室。宋人赞美屈原，是用为民族斗争的动力。元杂剧贬斥屈原，反对愚忠，骨子里是反蒙古统治。40年代，全民抗日，屈原再次作为旗帜举起来。郭沫若此时不在前线，也不写诗或研究甲骨，而是写下了《屈原》、《虎符》等6个大型历史剧， 并将自己的楚辞文章结集为《屈原》出版。郭沫若研究屈原以解释屈原的生年（用天文历法）等文献功夫见长。但由于剧本《屈原》把屈原写成革命英雄，宋玉为没有骨气的小人引起争议。抗战胜利后，艺术创作的屈原又回到了学术研究的屈原的轨道上，考据文献学再次走热。有的还有意将屈原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作两千年楚辞研究集大成工作，以游国恩《离骚纂义》长编和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等为代表。 （三）1950年到1966年的楚辞学研究 建国以后的楚辞学研究大致是30年代以来的继续，但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到1953年，主要是关于楚辞作者的讨论。这在三四十年代已经有过，如闻一多对廖平“屈原没有这个人”的严肃批评。这次讨论从朱东润在《光明日报》1951年连续发表的 4篇文章而起。他认为王逸的书和《汉书》所录屈原作品数目不同，《汉书》中又未录王逸的书，在汉代以前的典籍中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载，所以认定楚辞和《诗经》一样，来源有些不清楚。楚辞应为淮南王刘安作。郭沫若、宋云彬马上发表文章反驳。郭沫若在文章后还写有措词严厉的附记，暗示朱东润观点出自何天行。但朱东润临终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与此同时，何其芳在《人民文学》（1953年6 月号）撰文怀疑《卜居》、《渔父》、《悲回风》为伪作。由于建国后屈原被政府认可为人民诗人、民族诗人和爱国诗人，因此任何的怀疑都受到批判，幸好没有批判到最早的怀疑论者汉代的刘向和王逸那里去。有些费解的是批判时总是和胡适联系在一起，可能是为了加强力度。曹道衡就此在《光明日报》（1956年4月1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应从客观事实出发，要联系立场、观点和方法考虑，不能把疑古都看作是胡适影响。本世纪对楚辞的研究大致也是这样，经历了怀疑、否定、重审、发展这样一条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