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1—8301（2000）01—0085—（08） 《尚书》是儒家的一部重要典籍，同时也是上至原始社会末期，下至春秋时代早期古史资料的最早的汇集本，是我国流传至今最为古老的典籍。因而，无论在文化史上、史学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尚书》的整理与研究的历史，同样也十分悠久。因而，在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已形成专门学问——“尚书学”。在这一领域内有的学者已经作了辛勤的耕耘，获得丰硕的成果。 《尚书》的整理与研究是一个大题目，涉及的问题极多，决非这篇短文所能容纳的。本文只打算谈两个问题：一是研究与整理的方法问题，二是文字的训释问题。 孔子曾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论语·为政》）这段话原本不是针对治学而言，且流传年代久远为人们所习闻，但我以为用作治学方法，特别是用作整理与研究《尚书》的方法，不但尚未过时，而且十分合适。 “多闻阙疑”这段话下面，还有一句话：“多见阙殆。”“多闻”言多听，“多见”言多看。“阙疑”、“阙殆”意思大体相同，均指有所怀疑而言。 研究和整理《尚书》，首先要“多闻”、“多见”。《尚书》的研究与整理的过程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有关著作多至汗牛充栋。这些著作供参考，是可以的，但能够据为信史的资料，却很少。 《尚书》有今古文之分。今文28篇，古文25篇，自清代闫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书问世之后三百年来，古文之伪已成定谳。近百年来，学者们又对今文提出质疑，提出许多见解，（限于篇幅不缕述）特别是甲骨学勃兴之后，许多学者以甲骨文、金文证《尚书》创“新证”之学，成绩斐然。不但如此，许多自然科学家（如天文、农业、地理等学科）也涉足于这一领域，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对《尚书》中涉及的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加以研究，创获尤多。这些成绩都是应当充分加以肯定的。但是，我们应当知道，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尚书》文本，是唐初孔颖达《五经正义》本，该本所据正是东晋梅赜所献的所谓《伪孔传》本。其它《尚书》文本均已亡佚。《正义》本（伪孔传本）就字体而言，最早的楷体本始自东晋范宁（339—401），此楷体本已佚。第二次的楷体本是开成石经本，为唐玄宗命卫包所书写，不无讹误，初刻时即有郑覃、唐玄度校订磨改，后来虽有损毁，但经修复，基本上完好无缺。（见刘起釪《尚书源流及传本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52—153页）清代学者阮元认为“后来注疏本俱出于此。”（《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上册111页） 古人云：“读天下书未遍，不敢妄下雌黄”。治学必须具备这种严肃态度。如果说唐孔颖达五经正义之前的《尚书》文本，均已亡佚，今天均不及见，那么我们今天讨论《尚书》有关问题则必须“慎言其余”！ 1993年湖北荆门市郭店楚墓出土了战国时代老子竹简本，轰动了整个学术界。这部书学术价值自不待言，这件事情本身给人的启发意义尤为重大。所谓“地不爱宝”，既然老子的战国竹简本、汉代的帛书本可以出土，那么儒家的经典——尚书（也包括其他各经）战国本、汉代本、魏晋本，也有出土的可能。在这些文本尚未出土的情况下，我们讨论问题必须谨慎从事，立论决不可过于武断。试举以下几个问题谈谈我的一些浅见。 1、关于尚书的今文与古文。学者们对古文之伪作了许多考证， 提出许多质疑，甚至对今文也提出过许多质疑，但学者们对传授今文的伏生则很少提出质疑。易经、诗经自孔子至汉代的授受传承均有记载，唯独《尚书》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原因何在？再者，伏生的《尚书》来自何处？是否确为孔子所整理的《尚书》？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有的学者确认为孔子整理的《尚书》，但根据何在，却提不出来。我以为对这种问题还是“慎言”为是。再者，假定伏生的《尚书》确为孔子所传。那么，根据《史记·儒林传》记载伏生为秦博士。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伏生将《尚书》壁藏于家中。大乱之后，亦即汉定之后，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仅得二十九篇（实为二十八篇），便以这二十八篇教于齐鲁之间。伏生既为秦博士，又专授《尚书》，可见对《尚书》有专门研究。28篇之外的《尚书》虽然亡佚了，但伏生对这些佚篇的内容，一定非常了解。伏生除了传授今文28篇之外，还有解说《尚书》的专著《尚书大传》一书问世。在这部专著中，除二十九篇（含《泰誓》篇）外，伏生还提到《九共》（虞传）、《帝告》（殷传）、《大战》、《嘉禾》、《揜诰》、《
命》（即《冏命》，以上为周传）六篇。其中《大战篇》录有篇中正文，《九共》、《帝告》、《嘉禾》有解说文字，而无正文。《揜诰》、《冏命》两篇仅存篇目，无正文亦无解说文字。 《尚书大传》虽是伏生解《尚书》的专著，但却是其及门第子欧阳生和伯与张生所记。是否为伏生解《尚书》的全部已不得而知。此书已佚，清人有多种辑本。《续清经解》收清人陈寿祺《尚书大传辑校》本。《尚书大传》所录《大战篇》文字，《史记·周本纪》未采录（有的学者以为周本纪译载全文，未出篇名，不确）是否确有此篇，难以详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