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小说的关系，相对而言是一个人们较少涉足的领域。即使偶有论及，也往往是要么把道教与道家混为一谈，要么把道教对文学的影响仅仅局限在作者的创作意图、作品的思想倾向以及表现形式等微观方面。公允地说，以往的研究对我们粗浅了解小说的道教文化因素，不能说没有帮助，但长此下去却只能使我们的研究滞留于肤浅的层面。因为，当我们把古代作家及其作品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决不仅仅是某个个别的性格特点、思想特色或表现手法所能包容的。我们面临的已是一个深邃的文化结构、庞杂的文化系统。研究者如果将眼光死死盯在小说的主旨、人物、情节等所包涵的道教文化因素上，其结果只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我主张要抽出身来，站在民族大文化的高度，将小说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从而对小说与宗教的联系进行解构。由宏观视角观照道教对小说的影响渗透，我们可以从哲学观念指向、艺术思维指向、情节模式指向三个层面进行探究。 一、哲学观念指向——突出表现为批判性和叛逆性 先秦道家是哲学派别，而道教是宗教派别，二者当有所区别；不过道教之宗教哲学的“脐带”又是直接连结在道家思想之母体上的。道家以“道”为天、地、人之本体，其道我合一的主张，本身就有着将人的精神从天命观中解脱出来的倾向。老庄认为，只有抱雌守一、无欲无为，摒弃外界纷繁杂沓的干扰，在自然恬淡的生活和内心虚静、精神超越的状态中，才能体验到“天籁”——道。而道教一方面奉老庄为始祖，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与“精神生于道，形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的理论将人类关于宇宙的认识与神话传说、民间巫术连成一个庞大的宗教理论与实践体系；另一方面道教之奉“道”，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其理论和实践的终极目的并非是体验“道”，而是追求人的生存、人的享乐。概而言之，道教主要以先秦道家、黄老之学的思想作为宗教哲学，以成仙不死的理想作为信仰目标，以繁杂的斋醮仪式作为修炼功课。道教的这一特点，使得它既具有上位层次文化（士大夫文化）的特点，能够吸引广大士人的兴趣；又具有下位层次文化（民间文化）的特性，可以吸引下层民众的信奉。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注：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卷9，第285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日本研究道教的专家橘朴说：“要理解中国人，无论如何要首先理解道教。”（注：（日）橘朴：《道教之神话传说——中国的民间信仰》。） 作为道教理论源头的黄老之学，它首先是“入世”的、批判的。《淮南子》、《抱朴子》等经典推崇黄帝、老子“内以治身，外以治国”，“故知治身，则能治国”（注：《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68、298页。）的学问和思想。黄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后又鼎湖龙去升天成仙，充分体现了黄老之学的信仰。老子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注：《老子》五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注：《老子》三十八章。）庄子言辞则更为激愤：“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注：《庄子·胠箧》。）这种批判精神无疑影响了后代一些倾向道教的文人。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是儒道结合的产物。在封建士人未能一遂“兼济”之初志，最终不得已走上“独善”之道路时，对社会往往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可以说是继承了老庄的批判思想。 我们知道，人生理想乃是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情感、行为准则的潜在指针。它决定着人们的处世态度、生活情趣及行为方式。儒家重现世，却忽视现世之人欲；佛教看到现世人欲，却要人抛弃各种欲念去寻找虚幻的未来幸福；只有道教敢于抓住“圆首含气，孰不乐生而畏死”这一人的本能，去露骨地迎合“人欲”。为此，它不仅把那些从“道—气—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系统理论中滋生的归本返朴、归根复命的养气健身之术搜罗进来，还把貌似健身的“采阴补阳”、“房中御女”之术也划归自己麾下；不仅把先秦巫觋的祀神仪式发展为道教的斋醮，还把解决具体的生存问题的巫术如符、咒、法器等统统网罗无遗。这就使得现世的人们尽可以各取所需，有求必应。长生不死的丹药和方术，能解除人们死亡的忧虑；导引吐纳、食气、辟谷、升仙羽化的方法，能使人过上神仙日子；斋醮祈禳、禁咒符箓的法术，能去病消灾、驱鬼伏魅；缺钱，它能点石成金、化铜成金；要女人，它能教你房中御女合气之术。总之，道教的教旨就是满足人的现世欲求，让人永久地享乐——于是道教就成了“主生”、“主乐”之门径，从而与儒、佛二教形成对立，具有了叛逆的性质。道教的这种批判性、叛逆性，不仅在社会现实中表现充分，而且在古代小说中得到深刻反映。 南怀瑾先生曾说：“中国文化为东方学术思想之主流，此为世界学者所知之事。而中国文化之中坚，实为道家之学术思想，此则往往为人所忽略。盖自秦汉以后，儒道与诸子分家，儒家学术，表现其优越成绩于中国政治社会间者，较为明显。道家学术则每每隐伏于幕后，故人但知儒术有利于治国平天下之大计，而不知道家操拨乱反正之机枢。更何况后者之言治术与学术思想者，虽皆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而故作入主出奴之笔，使之迷惑其源流。”（注：南怀谨：《推介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之一〈道藏〉缘启》， 《中国文化泛言》第77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三国演义》对刘蜀集团的描写可看作是上段话的形象诠释。小说借刘备表现儒家仁政思想，诸葛亮作为刘备的军师，所行之政、所出之策、所为之事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道家之治术，儒显而道隐，互为表里。全书以儒为名而以道为用之脉络清晰可辨。对历史小说中的“军师型”人物，人们较多地重视的是他们的仙风道骨、超人智慧，而对其文化归属有所忽略。以诸葛亮言，他借荆州，取益州，所用权术谋略无不出于道而别于儒，与刘备之“仁”，恰成对照。而其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夜观天象，设坛祭风，更是一付道家作派，无怪乎鲁迅评《三国》曰：“欲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