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什么研究者对《知音》篇理论性质的界定会有如此大的分歧？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以为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首先，是由于研究者对《知音》篇所讨论的对象——当时的文学批评也即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内在构成的特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内在构成上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鉴赏与批评的合一或同一。这即是说，在中国传统批评那里，尽管按我们今天的理论观点来看，确乎包含有鉴赏的因素和批评的因素，但这两种因素并非各自独立地存在着，而是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互相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准确地称之为“寓于鉴赏的批评”或“寓于批评的鉴赏”。（注：参见拙文《鉴赏与批评的同一——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形态特征论析》，《东方丛刊》1999年第4期。 ）鉴赏与批评的同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内在构成上的特点正是在刘勰的时代形成的，此期受人物品藻影响而出现的书法、绘画、诗歌等方面的批评著作如谢赫的《古画品录》、钟嵘的《诗品》、庾肩吾的《书品》等对文艺家及其作品的评论无一不是寓于鉴赏的批评。试看钟嵘《诗品》对曹植和刘桢的两则评语： 评曹植诗云：“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浦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评刘桢诗云：“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堪称独步。” 叶嘉莹曾以钟嵘的这两则评语为例来说明中国传统印象式批评在理论术语运用上的特点：“钟嵘在其《诗品》一书中便曾评曹植的诗称其‘骨气奇高’，又曾评刘桢的诗称其：‘真骨凌霜，高风跨俗’，其所谓‘骨’，所谓‘气’，所谓‘风’，便都是指这些诗人之作品中所具含的各种不同之质素；而其所谓‘奇’，所谓‘高’，所谓‘凌霜’，所谓‘跨俗’，则都是指不同之风格所予读者之不同的感受。”叶嘉莹所称的“中国传统印象式批评”（注：见叶氏《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257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寓于鉴赏的批评”，而她对“中国传统印象式批评”的常用术语的分析，也从微观的层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融批评与鉴赏于一炉的内在构成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是寓于鉴赏的批评，是批评与鉴赏的同一。而刘勰的《知音》篇正是以熔鉴赏与批评于一炉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为特定对象来展开他的论述的，有论者因此而责怪刘勰的《知音》篇未对批评论与鉴赏论作出明确的区分，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在弄清楚刘勰《知音》篇所论述的具体对象和问题之后，再来看研究者对《知音》篇理论性质的三种理论界定，其理论失误所在就比较容易看清了：“批评论”或“鉴赏论”仅仅看到《知音》篇理论内涵的一个侧面而忽视了另一个侧面；而把《知音》篇界定为“批评论和鉴赏论”，尽管也看到了《知音》篇理论内涵所涵盖的鉴赏与批评两个方面，但由于未能从理论整体上理解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包容的关系，所以仍然未能准确把握《知音》篇的理论内涵。 其次，从更深的层次看，西方传统的鉴赏与批评二分理论模式也在暗中罄控着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在西方传统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中，批评与鉴赏是两种虽不乏联系却性质迥异的文学活动。文学鉴赏重在感性的体悟、情感想象的激发调动和审美愉悦的获得。虽然其中也有鉴赏者世界观、审美观等理性因素的参与，但就其性质而言，主要还是一种感性活动，鉴赏者的世界观和审美观只有经过审美趣味这个中介，才能对鉴赏活动发生作用。而文学批评则不同，它本质上是批评家对批评对象的一种理性上的认识和评判。尽管文学批评也需要调动批评家的艺术感受力和想象力，要凭自己的感觉和意见来体味、揣摩批评对象，但这只是他进入艺术堂奥的一种途径。而当他进入对批评对象的理性评判时，他就必须从个人感受的圈子里跳出来，而站到理性的立场上，对批评对象作出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评判。这也就是别林斯基反复申述的：“判断应该听命于理性，而不是听命于个别的人，人必须代表全人类的理性，而不是代表自己个人进行判断。我喜欢、我不喜欢等说法，只有当涉及历史、科学、艺术、道德等现象的时候，仅仅根据自己的感觉和意见任意妄为地，毫无根据地进行判断的所有一切的我，都会令人想起疯人院里的不幸病人。”（注：别林斯基《关于批评的讲话》，《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第573至57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别林斯基强调批评不能单凭个人的感受，强调批评是一种理性认识而不是感性认识，把批评与鉴赏区分得如此泾渭分明，这种理论观点作为西方的权力话语，不仅影响到我国现行文艺学理论体系的深层建构，而且也暗中罄控着古文论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当研究者选择批评论的理论模式来审视时，便认为《知音》篇是批评论；当研究者选择鉴赏论的理论模式来审视时，则认为《知音》篇是鉴赏论；而当研究者同时选择批评与鉴赏两种理论模式来审视时，自然就会得出《知音》篇既是鉴赏论又是批评论的结论。 二 既然学术界关于《知音》篇理论性质的三种界定都存在一定的局限，那到底应该怎样给《知音》篇定性呢？我们认为，应该将《知音》篇界定为中国古代的“文学接受论”，具体理由如下：
